美国陆军地理空间组织结构与系统

作者: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发布:2019-10-08

地理空间科学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近年来呈急剧上升趋势,美国军队越来越依赖地理空间技术和数据来实现战场上的信息优势,如图1所示,地理空间数据、概念和行动已使美军在未来战争或国土安全方面拥有“底层优势”。例如: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图像、遥感信息、实时部队追踪、传感器集成和大规模地理空间数据库等。美国陆军地理空间组织主要涉及:情报界地理空间情报、工程领域的地理空间工程、太空作战功能领域、建模与仿真功能领域的一些组织机构,经多年的发展,从一线作战部队到战区,再到国防部及国家层面,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理空间情报体系。

1989年苏联解体与柏林墙倒塌,宣告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正式结束。从此,世界进入以美国全球霸权为基本标志的后冷战时代。时至今日,尽管并未发生像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那样的颠覆性大事件,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全球霸权之根基正在经受内外各种因素越来越严峻的冲击,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或将面临新的震荡。自去年后半年以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多家智库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展开相关研究。其中,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分析认为,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世界正在进入“后后冷战时代”。

冷战初期,美国同时在亚洲和欧洲尝试发起和建设一系列同盟网络。其中,北大西洋公约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实现了全面的军事化并转而成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多边集体防卫组织。而在亚洲地区,太平洋公约还未成型便胎死腹中;台湾和韩国从未成为任何多边防卫倡议的候选成员;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多年面对地区危机无能为力之后解散了事。实际上,尽管东约是亚洲地区唯一成功签署的多边防卫条约,但是无论在军事承诺还是在制度化建设方面,东约都无法和北约相提并论。与欧洲相对,亚洲自此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基于一系列双边条约的同盟体系,这被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为轴辐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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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将后冷战时代终结看作美国的衰落与不幸,那就大错特错了。“地球村”实在太小,任何地缘政治板块的沉降摩擦,都可能引发“地震”或“海啸”,进而殃及“池鱼”。更何况,在当前及可预见未来,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绝不会轻易将经营多年的全球利益拱手相让,更不会轻易放弃多年来对其广大盟友做出的安全承诺。再考虑其它复杂的国际因素,未来世界注定将更加充满凶险。为此,本文在参考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后冷战时代终结的成因、走向及其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是何因素阻碍亚洲地区形成与北约相似的多边集体防卫组织?进入新千年之后,美国的亚洲“客户”在防务相关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出现快速增长。这一势不可挡的变化再次引发了对亚洲同盟起源影响因素的回顾,这有助于预测未来美国在该地区同盟体系的发展。总体而言,基于过往的研究结论来看,在东亚地区创立多边防卫组织的失败尝试和东约组织的疲弱都可以归于地区玩家之间的三大差异——其一,利益和目标的差异;其二,实力的差异;其三,身份认知的差异。

图1 陆军地理空间共同体高端作战概念视图

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四大根基发生动摇

一、利益和目标的差异

新葡萄京官网8455 ,一、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系统

如上所述,后冷战时代的根本标志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毋庸置疑的军事、政治霸权。究其实质,该霸权主要建立在四大根基之上——即强大的军事霸权、强大的盟友体系、强大的国内意志、强大的道义力量。然而,目前来看,由于种种因素的冲击,四大根基均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动摇:

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国家寻求建立同盟是为了平衡对其最具威胁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最有实力的那个。对威胁的认知帮助国家决定是否要组建同盟,与谁结盟以及平衡哪一方。他在研究中指出,一个综合实力强、地理位置较近、进攻性军事能力发展明显并有挑衅意图的国家常被认为更具有威胁性1。若候选盟友间对威胁的认知程度存在差异,各国就会对建设同盟的真实目标产生不同的期待,并对同盟条约下成员国的责任作出不同承诺。普莱斯-巴纳森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地区国家对多边安全协议的渴求,以及区域内和域外国家的目标一致性都是域外国家支持建设此类组织的重要前提。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域外国家在向区域内国家出让自主权时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2。因此,当美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参与地区多边防卫机制建设时,候选成员间利益和目标的差异会成为重要的阻碍因素,而这正是亚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临的境况。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系统类同“情报界”概念一样,由美国地理空间情报局提供职能管理,是一个由地理空间情报专家、相关生产厂商和地理空间情报用户组成的统一体,目的是将地理空间相关技术、政策、能力结合起来,在全源情报中产生地理空间情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系统的主要成员有: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地理空间情报局、国家侦察办公室、缉毒局、联合参谋部、各军种部、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情报和分析办公室、海岸警卫队情报办公室、能源部情报办公室、财政部反恐办公室、美军战区司令部、美军职能司令部等。

国防经费不足,军事霸权维持乏力。作为一个奉行实力至上的国家,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全球霸权首先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美国的国防开支长期维持在世界各国总国防开支的35-45%。美国不仅在东亚、欧洲等战略要地驻有大量军队,而且拥有强大的制空、制海、指挥控制与战略投送能力,控制着全球公域几乎所有海上要道与经济命脉。1991年“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美军以空前的快节奏和小伤亡比压倒性地击败萨达姆率领的号称“中东第一、世界第四”的伊拉克军队,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在全球绝对的军事统治力。然而,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美国的国防投入出现大幅下滑。2010年,当美军还未完全撤离阿富汗、伊拉克战场时,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达7680亿美元;而到2015年,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只有5950亿美元,大约缩水1/4。据称,“此次国防减支速度比朝鲜战争以来其它任何一次战后国防减支都快。”

朝鲜战争明显地改变了美国对前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认知。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认为苏联虽然有扩张主义倾向但行为上仍然十分谨慎,但北朝鲜的攻击性将后者带来的威胁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中国也首次被视作苏联阵营的铁杆成员,并对美国存在深刻的敌意3。杜勒斯的前任艾奇逊曾评价称,朝鲜战争给美国的教训就是苏联将全面战争的危险再次向前推进一步。其他美国官员则认为干涉朝鲜战争只对苏联有利,因此中国定是受苏联控制的傀儡4。出于认知上的变化,美国一方面将仅有政治象征作用的北约全面升级为真正有作战能力的军事集团,另一方面将美国的军事承诺扩展到任何可能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地区5。鉴于此,海默和卡赞斯垣(Hemmer and Katzenstein)对用威胁认知作说明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因为朝鲜战争没能在亚洲和欧洲催生相同程度的多边主义发展,特别是最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台湾和韩国被排除在东约组织之外6。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发展并不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决定因素,必须要从美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利益的互动中寻找根源。

其他合作机构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美国财政部、美国内政部、环境保护署、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美国司法部、美国农业部的农产品外销局和林务局、美国商务部、国家海洋和大气治理署、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土安全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美国海岸警卫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信息系统局、国防和民用地理空间服务提供商、“五眼国家”、工业界、学术界。

国防预算削减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些重要的现代化投资受到很大影响。近期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证实,尽管“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初衷是促成有助于应对其它重大军事挑战的能力与作战概念,但以当前的资金投入看,是很难完全实现的。2016年,主管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曾无奈地指出,“我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我们没有足够的美元作支撑”。1同时,美军战备状态也出现“告警”,像极了越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空心部队”。其中,“受伤”最严重的是陆军——按照美国防部计划,美国陆军总人数到2018年将减少至45万人,比“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还要少3万多人。空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近期一份报告称,“当前美国空军的规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小的。”如果再考虑中俄等复兴大国在军事领域取得的日新月异的成就、日益棘手的朝核问题以及诸如“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之类的溃疡式低端威胁,美国相对军事优势面临的挑战就更加捉襟见肘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勒上将曾焦虑地指出,“当前美国陆军常规部队仅有1/3旅战斗队能够应对高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作为当前美军战备状态的写照,同时也是当前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中东问题上面临窘境的根本原因。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同时在亚洲和欧洲面临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对大陆两端威胁感知的程度因受到地理特征的显着影响而存在差异。在欧洲,包括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在内,有多个掌握高水平工业能力的实力中心受到威胁,尤其联邦德国恰恰位于两大阵营交锋的前线。与此相反,日本作为唯一一个美国急于归入西方势力范围的亚洲工业强国,坐落于远离亚欧大陆和其他亚洲岛屿国家的位置。因此,西德的防御工作需要毗邻国家之间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合作,而日本的防御则可以由美国在该地区的海上霸权来满足7。另外,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比之日本和西欧都相对较弱。1954年时值东约创立的准备阶段,近一半的美国民众认为在这一地区作战不会得到任何益处,且五角大楼也持相似的判断,以致杜勒斯在说服后者接受东南亚地区集体安全协议的过程中遭遇明显的阻力8。而且,东亚地区面临的威胁类型多是国内的颠覆活动而非外部入侵,所以对该地区的军事介入极易使美国陷入当地冲突之中。总之,对美国而言,欧洲所面临的威胁在紧迫性和破坏性上比之亚洲都来得更为严重。

除美国地理空间情报局之外,其他紧密型联合地理空间组织包括: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办公室、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办公室。

盟友能力下降,能够获得的助力减少。除自身实力强劲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盟友体系(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日同盟、美澳同盟、美韩同盟、美新同盟等)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依托。按照盟约,这些盟友不仅为美国提供重要的军事基地、为美驻军分担巨额军费开支,而且还将自身军事力量“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与美军共进退,共同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1994年,美国在欧洲与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所有国家GDP之和约47%,军事开支之和占全球所有国家军事开支总和约35%。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由于人口规模有限、经济增长乏力,再加上庞大的社会开支,美国盟友的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均经历断崖式下滑。到2015年,前两个比值分别下降至39%和25%。2

对欧亚两地威胁认知的差异进而影响了美国发展同盟体系的目的和期望,即在亚洲地区维持相较低水平的制度化和多边主义建设。多米诺理论认为,一个对现状的小小改变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一理论正是美国扩展其军事承诺直至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甚至是非关键地区的根源。实现这些承诺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受承诺地区的战略价值往往不相平衡,这意味着大部分被保护的区域并不会在现实中受到攻击,因而威慑可以获得成功,军事需求也不会过分超出负担能力9。所以,美国在亚洲的真实目标是在避免建设高度制度化的军事合作前提下,通过成立象征性的多边同盟将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归入西方阵营,以慑阻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在杜勒斯看来,在东南亚地区设置防卫协议是为了重新树立美国“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形象,并通过树立一个团结反共的象征来杜绝任何军事干预印度支那地区的必要10。尽管美国引领了一系列针对多边同盟条约的协商谈判,却从未试图在亚洲建设一个与北约相似的组织。

二、美国陆军企业化地理空间环境

相应地,英国海军军力规模削减至原来的一半,潜艇只有原来的1/3,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地面突击飞机中队的总量从16支减少至7支,其它部队也遭遇类似的削减。3德国曾拥有欧洲最大的陆上力量,而目前德国陆军总规模从1997年的24万人下降至今天的63450人,空军战斗机中队与地面突击飞机中队的总数从16个下降至8个,武器装备与战备水平出现很大“欠账”。至于法国,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1997-2015年间,法国陆军总规模从22万人下降至11.5万人,海军舰艇从原来42艘主战水面舰艇骤减至23艘。4这些能力下降在具体军事行动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例如,欧洲盟友在利比亚战争、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的贡献度明显式微,同时保卫本国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也在相对减弱。2016年初,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曾挖苦地称,“美国的盟友在整个联合军事行动中的贡献率非常低下,像是仅仅象征性地出现一下。”特朗普总统更是多次贬称北约及美国的其它盟友关系为“老旧的破车”。

理清美国在亚洲同盟建设方面的利益和目标有助于理解为何韩国和台湾在热切寻求参与的同时被所有得到美国支持的多边防卫倡议排除在外。如前文所言,美国期望在亚洲达成的多边安全协议在本质上是防御性和被动反应式的,而韩国与台湾却摆出同美国意图全然相反的,挑衅和进攻性的姿态。两地领导人李承晚和蒋介石都曾强烈建议同各自在亚洲大陆的敌人继续作战。1953年,在美国准备对停战协议进行协商时,李承晚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一选择,并宣称一旦美国依照协议从半岛撤军韩国就会独自与朝鲜作斗争。同样的,被学者认为不受控制、我行我素的蒋介石也从不掩饰他借由武力夺回大陆的野心11。1949年,在地区组织发展形成的早期阶段,蒋介石和菲律宾总统基里诺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对“太平洋联盟”的建设表示支持,李承晚也极力赞成这项提议。然而,美国国务院相信这是李蒋二人在利用基里诺向美国施压以获得美国的短期军事支援12。因此,美国阻止在两地间形成任何形式的同盟,并最终建设一个不受李、蒋二人影响的地区组织。根据维克多·查的“权力游戏”理论,美国分别同韩国和台湾创建非对称的双边同盟关系,意在对可能参与地区冒险主义行动的“无赖盟友”进行控制13。

美国陆军企业化地理空间环境内的组织机构包括:陆军地理空间中心的陆军地理空间营、陆军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办公室地理空间信息与服务组、陆军参谋部工兵主任办公室地理空间信息部、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相关职能部门、西点军校地理空间信息科学项目、作战部队等。

孤立主义抬头,国内意志凝聚力下降。“内因决定外因”,领导世界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国内统一而坚定的意志。然而,自立国以来,美国国内始终存在一种孤立主义势力。特别是在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难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深重。据调查,2013年,约52%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操心本国的事务,而不是多管闲事。”5这种思潮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时不时被放大。有人声称,“我们的国家建立在自己国家的基础之上,而非海外。”有人指出,“战争和介入海外的时代应当翻篇了”。甚至有人警告道,“美国与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做得太少了,而是做得太多了。”

地区玩家之间利益和目标的差异也是阻碍太平洋公约形成的因素之一。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亟欲寻求一个由亚洲离岸国家共同签署的公约,一方面可以将日本归入西方阵营,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其重整军备创造条件。然而,这一提议因为英国对自身地区影响力的担忧和澳大利亚对日本的恐惧而受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维持在亚太,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作为域外大国的英国一直寄希望建设一个以英联邦为导向,美国为辅助的地区组织。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试图成立一个和北约相似的组织,在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同时也防备一个可能复活的军国主义日本。美国在1951年提出的这项建议受到了来自英国的强烈抗议,后者唯恐其地区可信度被削弱,并且对美国忽略英联邦在该地区的重要属国,且仅给予英国顾问身份感到不满。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极力反对接纳日本。美国最终只能成立澳新美同盟作为替代14。

陆军地理空间共同体是一个技术和过程的集成系统,旨在为作战人员提供一个地理空间通用作战图。这个通用作战图最终“展示”是通过调用与作战相关的空间和时间数据而实现的,从而使整个陆军都可以共享和融合所有六个作战功能的数据。

近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集中体现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前后。选举期间,美国国内弥漫着大量对全球化及其副产品抱怨的情绪和言论。他们批评道,“国际贸易是导致工人失业、国内经济不安全的主要因素”,“美国盟友是美国的寄生虫”,“其它国家走向富裕是以华盛顿的巨大付出为代价的”。特朗普上台后,无论是决绝地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是不惜重金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上修筑隔离墙,抑或是签署号召“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令,都可看作新时期美国孤立主义的突出表现。从根本上讲,特朗普就是要改变“美国应当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支撑现有国际体系”的传统观念。在许多美国国际主义者看来,当前美国国内浓厚的孤立主义情绪已经成为美国继续放眼天下、领导世界的主要内在挑战。

二、实力的差异

陆军地理空间共同体由人、组织机构、部队任务相关地理空间数据获取与管理的技术力量组成。它是一套在网络基础设施之上的、通用的互操作软件,其核心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库,能够对地理空间数据和信息进行收集、储存、融合、分析和分发——从友邻部队到友邻部队,从下级部队到上级部队,再到单个士兵。而地面作战人员地理空间数据模型作为美国陆军企业化地理空间环境的核心组件之一,旨在减少“烟囱式”系统、降低成本、简化采购和加快技术过渡,成为标准化、共享化地理空间基础的一部分。陆军企业化地理空间环境内的组织和执行如图2所示。

失道寡助,国际上陷入信任危机。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说明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认识到道义对于领导力的重要性。相比而言,崇信肌肉与力量美的欧美人对此认识并不深刻。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美国智库在讨论美国全球霸权衰落时,并不没有提及这个因素。然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在长久的冷战对峙中最终胜出,与其抢占道义制高点有很大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国家制度,并极力向世界输出这种价值观。当时,相比于苏联及其它共产主义国家过于刻板僵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价值观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东欧地区众多前华约国家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改弦易帜,一夜之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全球民主政治国家共76个,而到2000年已经增加至120个。6作为除苏联之外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尽管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但早在1978年便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逐步与国际接轨——这同样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其时,美国俨然一副世界盟主、国家楷模的样子。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踌躇满志地宣称,“20世纪的伟大斗争以自由的力量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在地区集体防卫协议中,多边主义本质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各成员国资源和军力的集合来体现。若不存在这种集合,或某一国家的贡献远远超越其他国家,则这样的组织也称不上秉持多边主义精神。出现这种贡献不对称的一个常见原因就是国家间实力的不平衡,这主要包括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差异。奈恩认为严重的实力不平衡意味着集体意志的概念实为荒谬,并将证明一致决议和地位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15。普莱斯-巴纳森则进一步阐明了集体贡献对地区安全协议的影响——成立地区安全协议的部分作用在于集合所有成员国的资源所产生的积聚效应会超过每个国家本身的贡献,因此常使一国贡献远多于其他国家的大范围实力不平衡将弱化成立这类多边协议的动机16。

图片 2图2 陆军企业化地理空间环境内的组织结构图

然而,自千禧年以降,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扩张进入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迹象。究其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打着“民主”的幌子、喊着“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在中亚、东欧、中东地区大力煽动与支持所谓的“颜色革命”,图谋推翻原政权,却置当事国于长期动乱和民不聊生之中。长期以往,广大国家对美国宣扬的所谓“民主”心存芥蒂,谈虎色变,甚至公然起而对抗。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情况变得更为糟糕: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逆经济全球化大势而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推卸大国责任,罔顾人类未来与子孙福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当代美国的“小家子气”,完全失去当年领导世界的宏大气象,而又如何能够得到其它国家的广泛认同和追随呢?即使在北约内部,与美国离心离德的盟友也越来越多。例如,前些天G20汉堡峰会结束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声称,“美国只代表美国,不代表G20。”

在欧洲,尽管曾经的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折磨甚至几近毁灭,但与亚洲国家相比仍然保留着较高水平的工业经济基础,助其在战后实现更快速更精细的经济重建和军备重整。朝鲜战争之后北约的军事化建设不可能在没有欧洲国家贡献的情况下仅由美国的参与来完成,为了巩固美国对同盟的军事承诺,欧洲国家不仅增加了军费开支,还接受了西德的军事重建17。在此情况下,积聚效应通过成立一支由最高军事指挥官统一调遣的多国部队得以扩大,这不单实现了全地区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整合,还有助形成更复杂精细的劳动分工。与此相对,人们很难想象在亚洲出现类似的积聚效应。尽管海默和卡赞斯垣认为比起物质实力的差异,美国更多是出于强国的优越感而相信欧洲盟友会从战后废墟中迅速恢复,而亚洲伙伴则将长期维持弱势18,但他们也不能否认除了前沿军事基地,大多数亚洲国家在军事合作和资金筹措方面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

陆军地理空间中心

美国的全球战略正走在十字路口

实力不平衡和缺乏集体贡献的情况在东约里是如此明显,以致在学者眼中注定是一个徒有其表而毫无实质的集体防卫组织19。1954年,当美国开始将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视为一项重要任务时,杜勒斯希望在其他地区国家共同参与的情况下来实现目标,而不仅仅由美国单边地实施军事干涉。虽然大部分候选成员国都全力支持这一协议,但它们渴望从美国身上得到的利益远远超过它们所能作出的贡献。在就东约内容进行协商的过程中,菲律宾一方面要求将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形式的承诺改为与北约相似的言词风格,使成员国更确信能从美国方面获得军事保护,另一方面又建议在同盟委员会投票表决时采用四分之三多数,以此逃避对亚洲大陆的军事干预20。自东约同盟成立开始,美国就成为任何所谓集体行动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赞助方。在越南战争期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都只作出了象征性的努力,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则对战场毫无贡献。作为除美国之外唯一一个付出较多的国家,泰国向战场投入了约占其受训陆军部队14%的兵力,却在美国的资金支持逐渐减弱时撤出战斗。埃克尔总结认为,当其他成员国只动嘴皮子功夫时,东约唯有依赖美国的力量,而美国也只有在为之买单的情况下才能从组织中获得一些援助21。

陆军地理空间中心,是美国陆军工兵部队的主要下属司令部。它位于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汉弗莱斯工程中心内。陆军地理空间中心协调、集成和同步陆军的地理空间信息和标准,为陆军开发地理空间企业化应用系统,并为作战人员直接提供地理空间数据和产品支持。陆军地理空间中心主任同时担任美国陆军地理空间信息官,其组织结构见图3。另外,在应用方面,陆军地理空间中心的地理空间数据集、陆军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以及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其他使用地理空间特征数据的系统,都将被转移到地面作战人员地理空间数据模型。

长期以来,美国决策层与战略界对“战略”的理解逻辑为:“目标”。简言之,他们认为,一个好的战略必须具备目标、方法、手段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恰如三脚凳的三条腿……如果这三条腿长度不等,那么凳子就会失去平衡……不匹配程度越大,风险也就越大。”7照此理解,对当前美国国家大战略而言,一边是特朗普总统“重新让美国伟大起来”的宏图远略,另一边却是充满挑战的严苛的国际环境以及不断缩水的可用资源——这样跛足的美国大战略必然面临很大风险。正如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所警告的,“美国正处于战略破产的边缘……一旦对此置之不顾,美国国运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由于突然陷入某种战略困境而万劫不复。”在此背景下,时下美国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战略抉择。同样,从上述战略逻辑可以直观地发现,摆在美国面前的仅有三条路可走:

尽管东约看上去是一个将所有成员国团结一致,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共同发声的集体安全协议,但在军事领域中却绝非如此。丁曼批评认为,东约是在用外交来掩盖军事上的无能为力,用言语来达成无法用武力达成的目的22。东约组织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不足使同盟的可信度远远低于美国和地区国家分别签署的双边防卫协议。大部分成员国已经和美国签署过双边协议是导致这个地区多边同盟在军事上欠发展的原因之一23,反之亦然,在积聚效应缺失的情况下,地区国家不得不加深对和美国达成的双边同盟的依赖。1962年,当东约组织未能成功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在老挝的发展时,深感失望的泰国便转而向美国索取一项额外的保证,即在受到共产主义攻击的情况下,美国援助泰国的责任与东约组织的协议无关24。由此可见,在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实力的巨大差异时,从实用角度而言双边同盟往往是比多边同盟更自然的选择,而在此情况下成立的多边同盟也更难以形成复杂精细的军事合作关系。最终,随着美国这个东约里最大的赞助者逐步撤出印度支那地区,这个仅有政治和外交象征作用的多边同盟也就此宣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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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选项:降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使命目标,使其与相对萎缩的军事实力相适应。很显然,假如美国无法维持或兑现现有的全球战略目标,那么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适当减少或去除某些目标,进而减少由于空洞的承诺而面临的种种危机或失败的风险。换言之,如果美国决定从目标这一侧努力缩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距,那么就应当考虑将未来若干年内最困难、代价最大的某些使命或承诺打一下折扣。例如,以明确或模糊的方式,减少对东亚或东欧敏感国家或地区的安全承诺——尽管可以继续通过军售等方式间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卫。8

三、身份认知的差异

图3 陆军地理空间中心组织结构图

这一选项是有先例可循的。20世纪《尼克斯条令》(注:该条令指出,在中东地区,尽管美国仍将致力于保护伙伴国家与准盟友免遭伊朗等邪恶国家发起的常规侵略行为,但仅仅提供军售、情报共享等间接援助。)9的实施以及美国撤离越南战场,相当于美国主动放弃其无法维持的安全承诺,进而形成防御战略态势。另一个重要案例是,19世纪末,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逐渐放弃其不再能够承担的全球性使命。最开始,英国一方面故意拖延美国、日本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进程,另一方面又依靠这些国家维持一个可接受的国际秩序。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伦敦甚至鼓励华盛顿承担许多之前由英国承担的全球责任。10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阻碍亚洲多边同盟发展的因素即候选成员国间存在的身份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包括一系列产自不同历史背景的政治和文化分歧。身份认知在明确区分我族与他类的同时,也间接影响着国家间的合作,身份认知趋同的国家在合作中更倾向于将彼此置于平等的地位,也会面临较少的摩擦。因此,在跨地域的多边防卫组织中,无论是在地区国家之间还是在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之间都要存有或创造一种认同感。

陆军地理空间情报办公室

目前来看,特朗普总统在竞选前后都反复呼吁,“让盟友分担更多的义务”。然而,这与美国减少全球范围内承诺是两码事。特朗普最终想要的依然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霸权,只是在不想过多付出的前提下令各路“诸侯”为其效力而已。事实上,要让美国削减其志在全球的使命或目标并非易事。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一个人经验中惯于享受的美好东西,就会感到很难过。”换言之,面对这一选项,美国首先难以征服自己的霸权欲,甚至从心底里不乐于这种霸权有丝毫减损。

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各国文化上的彼此联系在战后时期出现了持续显着的增长。与其以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为傲,每个人都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欧洲人。这种集体认同的情感对“国家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后者帮助西欧建起了能够促进地区和平与合作的紧密的机构网25。在北约组织成立的过程中,作为域外大国的美国也同其欧洲盟友享有共同的身份认知,这一点在宗教和民主价值上尤其明显。除却这些源自历史,通常经历了较长发展时期的共同价值,英国政府还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北大西洋”地区的构想。英国希望通过将美国和欧洲并入同一个地理上的区域概念来保留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北大西洋”地区的概念不仅完美地契合了美国对东海岸之外海上航线和前沿军事基地的关切,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地理社群,在此后几年中给予内部国家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感26。

陆军地理空间情报办公室支持陆军地理空间情报的政策、行动、能力,通过集成与协调联络向陆军提供资源,与国家安全局紧密联系,聚焦于相关地理空间情报特种服务,向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提供下列陆军活动中的综合服务:协调与沟通、分析与生产、间谍情报技术与理论发展、保障训练、政策、资源管理、数据标准、系统管理与采办、研究与发展等。陆军地理空间情报办公室的组织结构如图4所示。

第二选项:加大国防投入,提升美国军力,恢复与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如要继续维护现有全球大战略,美国就必须加大国防投入,力求使美军能力与其使命任务相适应。如前所述,在过去几年中,由于面临日益复杂的军事挑战,美国的军事能力受到很大削弱。要重建这种强大的军事能力,美国就需要去除《预算控制法案》的“紧箍咒”:不仅要增大资源投入的力度,还要创造长期稳定的预算环境;不仅要增加采办现有能力的数量,还要加大研发、装备未来能力的力度。特别地,要瞄准中、俄等强大潜在敌国以及伊朗、朝鲜等中等潜在对手,打造高端常规军事能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创新旨在击败反介入/区域拒止与其它威胁的作战概念,进一步理顺国防部采办程序,提高五角大楼运用各种手段的效率与效益。

与此相反,亚洲地区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则相对薄弱,这种身份认知上的差异阻碍了互信和平等价值的诞生,也使具备实用功能的真正的多边防卫组织难以成型。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往往并不愿意为集体安全作出贡献,并更多地从各国利益而非地区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随着殖民时代的终结,亚洲国家并没有直接进入快速的区域化和制度化发展,而是普遍掀起了民族主义发展高潮。另外,过去在亚洲为人所知的地理社群,比如印度支那,则完全是方便殖民者统治的结果,而非出于当地人民自发产生的共同情感。经过百年的压迫,亚洲国家对任何出让自主决策权的可能性都极其敏感,因而对建立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多边防卫组织心存犹豫。弗莱德伯格认为,尽管部分现代亚洲国家共有同一个遥远的文化根源,但几个世纪的独立发展已经在当代现出巨大差异。而且在近代史中,亚洲国家还缺乏合作的经历和将本地区视作一个特别实体的传统。同样重要的是,亚洲地区同时波及大国和小国的大范围领土争端还将进一步刺激民族主义不满情绪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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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美国想恢复到以前那种能“同时打赢两场重大地区冲突”的能力,那么应当采取国防小组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Panel)于2014年提出的建议。该建议对美军兵力规模的最低要求为:常规陆军部队49万人;海军陆战队18.2万人;海军舰船323-346艘;尽管对空军规模没有作明确要求,但肯定比奥巴马时代的预算构想要大得多。11更进一步,假如美国考虑到当前全球有3个地区热点有待解决的事实而追求同时打赢“2+或3场大规模冲突”,那么显然需要更大的国防投入。美国传统基金会估计认为,一支旨在打赢“2+场大规模冲突”的军队的构成应包括50个陆军旅战斗队、346艘海军舰船、624艘海军舰载机、1200艘空军战斗机/攻击机、36个海军陆战队营。12此外,美国企业研究所所做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十年后,一支旨在打赢“3场大规模冲突”的军队应当包括陆军常规部队60万人、海军陆战队常规部队超过20万人、海军舰船346艘,空军飞机数量也要大幅增加——以F-22先进战斗机为例,需要从目前的185架增加至十年后的450架。13

在东南亚地区,尽管东约和其他多边组织一样基于公约章程和委员会运转,但其成员国很难被认为是联合统一的整体,因为它们既没有就基本问题和原则达成一致,也没有确定落实过程中的相关措施,奈恩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差异和缺乏认同感带来的结果28。面对东约的失败,埃克尔也曾发出警告,在地区内部冲突得到妥善解决之前,任何其他发展地区主义的尝试都将化为泡影,而美国最好是在亚洲国家可以协调一致地行动之后再作出回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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