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中期选举失利及对中国的影响

作者: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发布:2019-11-03

2015年1月中旬,中日两国防务部门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取得一定进展。这是继2014年11月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之后,中日就处理和改善双边关系积累的又一积极因素。其似乎也让人们看到了中日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曙光。那么,形势会继续朝着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向发展吗?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2014年11月25日刊载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学者罗伯特·艾森和丹斯摩恩·贝尔一篇题为《中日战争是否可控?》的文章。文章标题虽为“中日战争是否可控?”,但两位学者并未直接回答中日战争是否可控的问题,而是对中日战争的动因、可能发展及美国在其中充当的角色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研究。一、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困境中日在东中国海存在的岛屿争端,主要是指日本对其称为尖阁列岛的区域享有管辖权,中国对其称为钓鱼岛的区域享有主权。而围绕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争端,近年来中日双方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和对抗行为,其中不乏一些十分危险的举动,如火控雷达“锁定”目标,舰机近距离监视、跟踪、拦截等,致使外界十分担心中日可能“擦枪走火”而引发严重的军事冲突。然而,鉴于“两国在经济上如此相互地交织在一起,也都如此依赖于海外支援”,加以严重的军事冲突必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广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损失”,故而“敌对将有可能使两国付出高昂的代价”。也正因如此,“极少有北亚事务观察家认为中日希望发动一场任何形式的战争”,也“有理由相信,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挤压和刺探对方,连同他们颇具说服力的对抗行为,都是装模作样的边缘政策游戏,意在不动武就实现各自的目标”。但透过现象看本质,“相较于争夺国家利益”,“中日名誉之争”“通常被看作中日在东中国海意见不合的动因所在”,而且“这个因素更不稳定,难以商讨和难以分割”,其与“国内民族主义者所造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往往使“两国政治领导层可能将无法冷静客观地行事”:“在小规模对抗的开始阶段,毫无疑问安抚国内民族主义将给两国领导层带来更大的挑战,且有可能一方或两方领导层因国内原因而冒险利用被夸大的危机。最开始的暴力行为会使对方遭受巨大的压力而睚眦必报。”二、谁会首先动手?面对日本打破中日多年来形成的搁置钓鱼岛问题的默契,于2010年9月在钓鱼岛海域冲撞中国渔船、抓捕船长詹其雄以及在2012年9月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中国不得不予以反击,于当月10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并开始在钓鱼岛海域展开立体巡航;2013年11月,宣布划设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文章认为,中日两国对名誉的争夺“或许是不对称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国内的压力,北京或许比东京感到更需要升级冲突,使对方臣服”;“随着中国领导层对本国国际地位变得更为自信,始终对国内稳定保持有力掌控,其对日本采取直接、强制性压迫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彰显其使用武力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安倍的谨慎行事,表明中国可能首先升级冲突”。但与此同时,两位学者又强调,由于“东京设想的是,实力更胜一筹的美国的支援将慑止中国升级,且能确保日本安全地在低水平级别挑衅和攻击中国”,因此,“日本似乎日益变得愿意采取强硬行动”。文章还设想了日本使用武力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一艘中国辅助舰艇使用武力可能挑起日本的报复性行动”;另一种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艘舰艇在面对巨大挑衅行为时,可能首先开火”。那么,究竟谁会首先发难呢?文章认为,“如果中国或日本都预期对方会升级冲突,那么采取先发制人的动机就会变得更为强烈”。三、不能不考虑的美国因素中日博弈难以回避美国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美日同盟有潜在的可能打乱北京和东京对对方行为的预期,并使他们对有效管控早期冲突的期望混乱不清”。一方面,作为同盟,美国的确“不断表明立场称安保条约规定的对日安全义务适用于尖阁列岛/钓鱼岛”;但另一方面,两位学者认为,美国也担心被日本利用,也会“计算参与冲突,或袖手旁观,会怎样影响其履行安保条约规定义务和对其他亚洲盟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以避免深陷其中”,顾虑对日提供的援助“将使中日一场双边争端转变成中美之间一场更大的竞争,而这样的竞争对华盛顿的利益而言很难说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发现,面对中日尖阁列岛/钓鱼岛争端,美国的处境十分尴尬,“发出对日本提供强大、直接军事支援的信号可能刺激、而不是避免冲突升级”,反之,“如果北京感到华盛顿对参与冲突设定了一个高门槛的话”,将错误地认为日本“缺乏美国支援,可能会助长中国更强烈的过度自信”。很显然,“日本通过部署和使用部队使美国及早干涉冲突的机会最大化,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因此,“在正常条件下,日本决策层会想方设法挑衅中国采取过激行为,逼迫美国干涉其中”。而当中日小规模冲突业已发生时,“日本的战略可能是刺激美国采取强力回应行动,使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中止暴力行动或以相互付出昂贵代价的方式升级冲突”。但与此同时,日本又担心“出现一份非官方的中美谅解协定,主要是避免两国直接冲突,不再将日本作为共同的问题”。针对美国的介入,文章认为,“北京始终希望美国会限制日本这个美在亚洲最大的盟国,而不是扩大这个盟国的能力来平衡中国的实力”,但如果中国“意识到东京正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在东中国海行事,这或许会促使北京对日本发动一场小规模冲突,以迫使美国退让。同时,美国做出反应的可能性或许会刺激中国更快地升级对日本使用的武力”,以坚守“要给日本一个教训”的“承诺”。四、会引发中美核大战吗?鉴于“日本在东中国海拥有比想象中更强大的海上战场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严重依赖于日本的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和水下系统,以及相关的海岸站点”,文章认为,“如果中国担心与日本可能爆发一场大规模冲突,那么中国将有理由在冲突早期就对这些系统实施打击,以弥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日本自卫队间的能力差距”,然而,“日本自卫队部分用于监视中国军队的设施内部署有美日联合系统”,因此,尽管“北京选择的打击目标可能是那些,在某种意义上,最不可能导致美国参与冲突的目标”,“但中国想要在不刺激美国做出回应的情况下完成上述攻击将是十分困难的”。换言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旨在敲掉日本C4ISR设施的攻击似乎可能摧毁水下监听系统及美海军掌握战场空间的能力,而这会使美国更有可能在冲突早期进行军事干涉”。同样地,“中国很清楚其所属C4ISR系统会成为对方早期攻击的目标”。对此,两位学者认为,“如果中国遭受,或仅仅是害怕遭受一次针对其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巨大攻击”,那么,“北京因担忧其维持核系统指挥控制的能力会在常规冲突中遭到破坏,而以此作为不当的动机去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进一步地,“在冲突越过核门槛后”,“部署相对集中、航程有限的中国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及其相关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会成为对美国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一场亚洲核战将难以控制”。五、控制冲突升级的“症结”在哪里?尽管两位学者认为,“在没有中日指挥链最高层的决策和政治领导层的直接参与下,双方似乎都不可能采取引发冲突升级的举动”,但控制冲突升级的“症结”依然。“第一个难题是中日之间缺乏一种强有力的高级别联络模式,特别是两国政府首脑之间”,不仅如此,“日本和中国也缺乏紧急通信机制,可使双方武装部队在突发严重海上危机事件时降低产生误解的几率”;另一个难题是“缺乏一个承认中日关系存在危险的协定”。日本“认为与中国在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争议”的立场和中国 “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的态度都“缩小了有效合作的范围”。因此,借鉴冷战期间美苏交往的经验,签署“承认中日关系存在危险的协定”有助于双方建立“某种敌对‘伙伴关系’”,以扭转“两国都把对方当作了敌人”而时常武力威胁对方的危险局面。而正是由于这两个尚未消除的“症结”或难题,“在响起第一轮枪声后”,领导层协调停火的能力将被削弱,不仅如此,由于“两国领导层之间缺少信任还将带来猜疑”,甚至会“认为任何稳定局势的建议都是诡计”。此外,“两国间缺少公认的非正式传统惯例,也不顾及管理惯例,这种状态也将阻碍政治控制升级”。文章认为,“鲜有迹象表明中日两个邻国已注意到他们需要从危险的悬崖边缘后退”。基于此,两位学者指出,一旦中日爆发冲突,“在两国有机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前,也可能转而脱离控制。随之而来的美国介入冲突,可能导致亚洲有核国家第一次爆发惨烈的战争”。这或许是罗伯特·艾森和丹斯摩恩·贝尔对文章标题“中日战争是否可控”答案的委婉表达。

在2010年中期选举丢掉众议院控制权四年后,美国民主党在2014年11月4日的中期选举后再次丢掉了参议院的控制权。最近几天,美国各主要媒体和智库也逐步开始总结分析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并对未来两年政策和2016年大选进行了展望。一、美国智库的主要观点“小事件”引发大转折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迈克尔·巴罗内在11月7日发表题为《2014中期选举两个被忽视的转折点》的文章中指出,正是这两个被人忽视的转折点造成了民主党的失利。第一个被忽视的转折点是2013年10月的美国政府停摆事件。尽管政府停摆事件发生后大大削弱了共和党的支持率,并一度推升奥巴马的认可度到50%左右。但在该事件要结束的时候却发生了转折。这时候公众开始注意到一个无法掩盖的问题:奥巴马政府用了42个月的时间竟然没能让国家医保网站正常运作。至此,从去年11月开始,民主党逐渐败退。第二个被忽视的转折点出现在今年9月底,当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为不打击医护专业人员到非洲当志愿者的积极性,拒绝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区国民采取限制入境或者隔离观察的措施。但是民意调查显示70%-80%的美国公民却支持隔离。尽管后来民主党候选人感觉不妙而改变意见,但为时已晚。而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一问题上却一直支持隔离,顺应了选民的意愿。迈克尔·巴罗内认为,埃博拉问题虽然不是影响选举的唯一因素,但是确实是因为这个不起眼的小事件,使民主党选举的上升势头受到了遏制,因此成为另一个影响选举转折点。共和党学会了妥协更趋务实布鲁金斯学会政治治理研究项目研究员菲利普·A.瓦拉赫和贾斯特斯·迈尔斯在11月6日发表题为《共和党能推动保守主义治理吗?》的文章中分析共和党得胜原因时提出,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和2010年相比更加务实。一改以前一味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尽管他们并没有抛弃他们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承诺,但却重新调整了他们的政策以应对政治的现实情况,而不是坚持一些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换而言之,共和党学会了妥协。助推了共和党2016年大选候选人布鲁金斯学会另一位研究员卡马克·伊莱恩在11月5日发表题为《可以考虑下届总统的大选了》文章分析称,虽然中期选举结果不能对2016大选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却诞生了一位两年后大选的共和党政治明星威斯康星州州长斯考特·沃克。这次是他四年内第三次胜利。在2010当选州长后,他实施了减税,增加公务员医疗和养老支出,推行预算法案、强行限制公务员集体谈判权等措施。虽然这也引起了民主党发起的对他的弹劾,但他的实际执行力使他最终得到认可,并成为2016大选的明星。二、从美国中期选举中显现出来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价值观出现衰败迹象从本次中期选举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社会保守主义着称的共和党已显现“松动”现象。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已经开始对1500名美国人做 “中期选举后的美国价值观调查”。将会问到选民对投票结果的看法,投票动机,对两个政党的看法,奥巴马以及议员们将会面对的挑战等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和公共宗教研究所在11月12日共同举办美国价值观调查结果发布会,届时还会邀请专家们对选举结果进行讨论。这将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选民和专家对中期选举看法,以及选举结果分析产生很大帮助。佐治亚大学的历史学副教授斯蒂芬·米姆在9月19日发表的题为《美国空军将上帝移出指挥系统》一文中披露,美国空军在9月宣布,在军人入伍誓言中将去掉了“愿上帝帮助我”的结尾词,继而国防部也表示非常尊重宪法第一修正案,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也将给予士兵做出选择的自由。这对宗教立国的美国而言,这一信息足已表明,在美国的国民特性正遭受着巨大冲击的同时,美军内部“纯净度”也呈下降趋势。作为美国主流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未来能否保持主流地位,将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民主党中期选举失利将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在11月5日发表的一篇《奥巴马-安倍的平衡行动》评论中认为,日本在意识到奥巴马中期选举失利后会认为奥巴马政府会显得更加缺少影响力,因此日本可能会考虑在亚太事务中更多的靠自己。而在这次北京举办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也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更多的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者是更倾向于以单边政治机制来解决恐怖主义争议问题。共和党执掌参议院国防政策或将转强势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共和党中期选举大胜后,麦康奈尔、麦凯恩、寇尔克、恩斯特和柯顿5位参议员将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次中期选举结果将由强硬派麦凯恩接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作为奥巴马政府外交和国防政策主要的批评者,麦凯恩可能会在以后两年对奥巴马政府在国防军事政策上产生更多实质性的阻碍。例如可能会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乌克兰等政策提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使得奥巴马过去主导的国防预算删减与派兵议题,势必在国会面临挑战。三、美国中期选举对中国的间接影响这次中期选举结果共和党大胜,势必将对美国未来对外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可能对我国产生一些间接影响。中国解决周边问题难度增大8月8日在越南访问的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表示,越南的人权状况已经取得进展,支持放宽对越南出售杀伤性武器限制,并明确提出应先对其出口海岸警卫队和海防系统的武器。不管是否针对我国,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国应对武器解禁对南海局势的影响有所准备。此外麦凯恩在2013年8月访问日本时在东京记者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是明确无疑的,这一点完全不需要任何讨论”。由此可见,一旦麦凯恩执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势必对中国解决周边问题增加了难度。在经济贸易方面对消中国的影响增强受很多主要大型企业支持的共和党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后,势必相对更支持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因此可能会加速推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希望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同中国竞争,或者说以削弱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影响力。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觉,不能盲目乐观,做好充分的应对。美俄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由于共和党通常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今后一段时间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可能会进一步冲突不断,美国同俄罗斯关系恶化可能性更大。对此,中国需谨慎对待,不可急于明确表态站队,并以此为机会争取扩大自身国家利益和影响力。同时还应关注美国在地区的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对美国以后几年亚太政策的看法,并相应调整外交政策以争取扩大影响力。相关资料1、迈克尔·巴罗内,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2014中期选举两个被忽视的转折点》(Two hidden factors in the 2014 campaign),2014年11月7日。网址参见 the Republican Victory Bring Conservative Governance?),2014年11月6日。网址参见 Never Too Early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 Next Presidential Race),2014年11月5日。网址参见 Mihm: Air Force removes God from chain of command),2014年9月19日。网址参见 Abe-Obama balancing act),2014年11月5日。网址参见 外交政策未来或转强势》,2014年11月7日。网址参见 8月 8日。网址参见

一、兵戎相见并无必胜把握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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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分析,一旦中日发生战争,撇开美国因素,中国的优势是具备将战火烧到日本本土的能力,且以核武器作后盾,即使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亦可有效控制冲突升级;但日本自卫队拥有质量优势及丰富的海战经验,在东海发生的海上武装冲突中,中国军队未必能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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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是在海上作战和C4ISR的数个领域日本拥有超过中国的优势”,“日本在东中国海拥有比想象中更强大的海上战场空间态势感知能力”。而拥有信息资源,握有信息优势,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但恰在这方面,中国军队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的信息战能力在数十年内可能都是很低的”1。

或许正因如此,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15年1月29日撰文指出,日本“让经验丰富的日本自卫队把注意力集中在岛屿问题上,从而向中国发出挑战。确实,目前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日本自卫队也有可能战胜中国”2。

更何况美日是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在多种场合“不断表明立场称安保条约规定的对日安全义务适用于尖阁列岛/钓鱼岛”。而一旦美军介入,则事态又要严重得多。“尽管中国正在缩小差距,但部分美国装备的常规系统使华盛顿能够以精确、毁灭性攻击能力威胁中国”。处理不好,“一场亚洲核战将难以控制”3。

二、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基本框架

同中国一样,面对中日海上武装冲突,日本也未必能稳操胜券。因此,“敌对将有可能使两国付出高昂的代价”,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广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损失”4,而通过和平方式和双边谈判途径解决钓鱼岛问题,共同管控海上争议,则不失为一个“双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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