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亰平台游戏网址】东北亚态势升级下澳大

作者: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发布:2019-11-08

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东北亚战略竞争愈演愈烈,澳大利亚正牵扯其中。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在战略取向上的自立自主,或者期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军力的持久存在。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军事技术,特别是远程打击技术的发展,澳大利亚原有的战略取向受到了现实战略格局的冲击,“澳-美-新-日-印-中”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伙伴关系、战略竞争等关系,逐渐纳入了澳大利亚学者战略研究日程。战略中立还是战略竞争,考验着澳大利亚的战略定力。一、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不同的战略取向在不断升级的东北亚战略态势下保持战略中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罗布·艾森和德斯·鲍尔,在发表的题为《东北亚升级:澳大利亚的战略挑战》一文中,作者基于自己的一套研判体系,对于东北亚未来的态势得出三个结论,一是中日间小规模武装冲突可能迅速升级;二是美国将迅速卷入冲突;三是中国将倾向于首先使用核武器。基于上述认知,罗布和德斯为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制订出一些指导意见,强调有必要鼓励日中双方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彼此拥有共同的利益,而不仅仅只存在竞争。另外,罗布和德斯警告称,“任何支持日本和/或美国参与小规模北亚冲突的点子都将会使堪培拉卷入灾难性升级的战争中”。[1]两位作者指出,美日安全同盟在某一环境下是可靠的,但在另外一种环境下则是不稳定的。和平时期,美日安全同盟是“阻止亚洲发生战争的屏障”,但在战时,美日安全同盟就是“使冲突进一步加剧的助燃剂”。他们尤其担心美国的介入会增加出现核武的可能性,尽管美国始终承诺进行常规交火。[2]针对罗布和德斯的观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罗德·里昂则认为,中日两国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中方领导人没有理由孤注一掷地使用核武器。罗德认为,澳大利亚应当设法远离东北亚“火药桶”,并在纷争中保持中立,同时与美国和日本保持最大的斡旋空间。[3]另据2014年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如果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东海问题爆发军事冲突,即使美国支持日本,68%的受访者表示,澳大利亚也应宣布中立;14%的受访者表示,应加入盟国的战争;17%的人表示不确定。本次调查显示,5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澳新美安全条约并不表示澳大利亚在钓鱼岛冲突问题上必须支持日本,仅24%的人认为,根据该条约,澳大利亚应当站在日本和美国一边。[4]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廖凯在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2012春季刊发表题为《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因素》一文中也认为,尽管在心理层面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但在经济上,澳大利亚已经同中国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5]从经济角度出发,在不断升级的东北亚战略态势中保持战略中立的呼声不容忽略。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于2014年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调查显示,有76%的人认为,[6]如果澳大利亚在中日冲突上支持日本和美国,中澳贸易将会缩水。在不断升级的东北亚战略态势下有限介入澳中关系研究院尼克·比斯利和布兰登·泰勒在2014年11月完成的《澳新美安全条约适用于中国东海冲突吗?》项目报告中认为,尽管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戴维·约翰斯顿在2014年6月发表讲话称,如果中日在中国东海发生冲突,美国派遣军队支持日本,澳大利亚不会根据《澳新美安全条约》的义务参与冲突,但澳新美安全条约依然将会使澳大利亚陷入东北亚冲突漩涡。尼克和布兰登的研究报告最终认为“澳大利亚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在美国和日本的未来规划中争取一席之地,同时也要与北京方面保持最大的斡旋空间”。[7]澳大利亚“未来潜艇项目”欲采购日本“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一事,也正是澳军方和防务界比较偏向美军体系下的“协同作战能力”,从而成为未来美日澳军事同盟中的组成部分。“未来潜艇项目”已经不止是一个国防和军备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8]自2011年美国提出“再平衡”战略后,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战略支点”的作用与日俱增,美澳双边合作不断加强,美澳两国于2014年8月正式签署的军力部署协议,也为美扩大在澳军事存在设定了政策和法律框架。为配合美国国防部最近提出的新“抵消战略”之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计划,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斯蒂芬•弗鲁赫林、詹姆斯•德里克与罗里•梅德卡夫,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战略研究》杂志2014年12月刊上发表题为《保持认知优势:监视合作与美澳亚洲联盟》的文章认为,美澳合作不仅提升了澳方在美盟国中的战略地位,同时对澳军发展也将起到具大的促进作用,澳方应积极准备以应对未来国际和区域局势带来的新挑战。[9]该文章作者认为,在过去60年中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推行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主要受益者。然而,面对亚太地区日益变化的战略环境,自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再平衡”战略后,白宫认为澳大利亚应该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平衡关系做出努力。为了使澳大利亚在美澳联盟中能够提供更大程度的支持,实现与美国C4ISR系统紧密合作所需要达到的水平,以及未来军事架构的需求,作者认为,澳大利亚兵力结构应首先做以下调整:一是增加区域地面、空中、太空监视系统与美国系统的连接;二是加强亚太地区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三是增强网络空间能力;四是加强空中与地面平台间通信系统与作战系统有效的数据融合与数据共享机制,包括“楔尾”预警机、防空驱逐舰和未来护卫舰之间,这些平台将与美网络完全集成;五是提高潜艇和水下传感器通信能力,这些通信能力将为情报收集和反潜作战做出贡献。[10]在不断升级的东北亚战略态势下深化美澳安全关系科科达基金会研究员罗斯·巴贝奇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拥有一支足以“斩断任何试图攻击澳大利亚的亚洲强国手臂”的军事力量,澳大利亚国防军并不仅仅要保卫澳大利亚的海岸,还要能够与美军一起在旷日持久的战役过程中积极扮演击败敌人的角色。正如巴贝奇所认为的那样:“假设太平洋发生重大的安全危机事件,澳大利亚想要完全指望美国提供‘短平快’、‘稳准狠’的军事支援,是一种完全没有可能性的幻想。”[11]2011年11月15日,保罗·迪布在《澳大利亚人报》上撰文指出,澳大利亚应该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参与应对中国崛起的努力。[12]可以说,以上两个学者的观点代表了在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较为强硬的观点,即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要加强安全,就必须要靠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通过更加积极地发出澳大利亚与美国战略一致性的信号,并采取措施强化其对美澳同盟的防务贡献,来提高联盟发挥威慑作用的持久性和可靠性。更甚者,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国防军应该采取一种“通过惩罚来威慑”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拒止来威慑”的政策,作为应对不确定性方案的一部分。二、澳大利亚战略调整期对中国的影响正如 2009 年澳国防白皮书标题所示,澳大利亚非常清楚其战略前途将取决于全球以及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分布,以及亚太地区主要强国之间关系的消长,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13]东北亚战略态势的变化引发了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新一轮关注,澳大利亚的学者们都已将兴趣转向了亚洲地区新兴的战略平衡,这不仅仅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平衡,而是亚洲各大国之间的平衡。不管未来澳大利亚战略走向如何,都将对身在其中的中国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是在军事方面。如果澳大利亚外购日本潜艇成功,势必会促进日澳之间协同作战能力等方面的军事合作,对我海上力量产生极大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美澳在原有合作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共同建立具有实战能力的联合C4ISR系统,将对我军在太空领域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美日澳紧密的三角军事同盟一旦形成,澳大利亚特殊地理位置的作用将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与美军倡导并积极建设之中的联合海基能力概念相互呼应,成为美军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下西太平洋陆上与海上的战场支撑点。二是在外交方面。从地理上看,澳大利亚居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交汇处,其西北部地处印度洋边缘,靠近南中国海。如果澳大利亚未来战略取向无论定格于“有限介入”还是“深化合作”,都将对中国解决东海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产生很大的不利因素。三、结论作为一个传承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国家,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可谓同出一宗。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战略伙伴,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每一场海外战争都给予了坚决的支持。所以,我们绝不能坐等,而应在美日澳同盟完全成型之前有所作为。一是针对未来可能构成的军事威胁,避其锋芒,用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进行“反抵消”,以削弱美日澳联盟带来的硬冲击。同时进一步加强我反潜与海洋感知能力,加强对信息和通信网络的保护以及电子对抗能力,以削弱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二是由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戒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对资源如饥似渴的采购。所以中国可逐步分散式投资于“一路一带”,减少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依赖,让澳大利亚人民更清楚地明白中国与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三是强化双边对话和文化交流,加强互信,使澳大利亚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综上所述,澳大利亚目前正处于一个战略转型期,这个过程或许将持续数十年。因此,中国也需要采用一个相应的长期战略,针对美日澳军事同盟中的最为薄弱的环节,积极主动靠近澳大利亚,努力将不利因素转为有利条件。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项目2015年1月发布了题为《转向2.0版》的针对亚太再平衡未来走向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尽管奥巴马政府遭受2014年中期竞选的惨败并受预算自动减赤限制,又被拖进了乌克兰、伊拉克以及伊朗危机,能否继续实行转向战略的质疑也在增加。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亚洲是对美国利益最重要的地区,而且大多数亚洲专家支持奥巴马政府“转向”或“再平衡”到亚太地区的目标。并且,两党的亚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致的。因此,规划未来两年亚洲政策的共同方向既十分重要,又具有实际意义。本报告概述了有关贸易、中国、国防、朝鲜半岛、印度和东南亚的行动的具体领域。主要建议包括:一是立即启动一项总统计划,就在2015年夏季之前通过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法案争取公众和国会更多的支持。二是落实刚刚决定的美中建立信任的措施,走上地区制度建设的双赢道路,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更清晰地展示北京在该地区采用强迫或削弱做法的代价。三是形成一份东亚战略报告,澄清再平衡的目标;为重新调整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所必需的军队建设提供资金;通过一项非约束性的预算决议,确定高于自动减赤上限的开支,为账目核对过程中增加的开支奠定基础。四是加强美韩能力,以威慑和防御弹道导弹和网络袭击;努力改善日韩关系;将人权纳入针对朝鲜的整体步骤中。五是确保与印度新的防务合作框架协议提供新的视野和关于未来防务关系的清晰观点;国会领导人,除了国会小组,必须更加重视与印度的关系;一旦印度发布了其修订后的版本,专注于恢复双边投资条约谈判;支持候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发展防务关系的势头;扩大美印在亚洲,包括阿富汗的协调。六是扩大在缅甸2015年大选之前对民主建设的支持;使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制度化;安排总统访问越南;集结对菲律宾在仲裁法庭起诉中国南海九段线案件的国际和地区支持。在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方面,研究项目成员斯科特·米勒和马修·P·古德曼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政府转向或再平衡到亚洲的核心经济成分。形成之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创造美国所参加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占美国商品贸易的40%,并且有扩大到其他地区经济体的潜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有助于为亚太地区建立一套现代商业规则,将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使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嵌入”其中。斯科特·米勒和马修·P·古德曼建议美国总统应更加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重要性,他必须控制与国会的微妙关系,迈过以往的冲突领域,形成支持自己协议的持久的基础。总统的领导会产生其他优势,尤其在日本方面。另两位研究项目成员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和邦尼·S·格拉瑟认为,必须与中国建立相互信任,而不是回避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和中国之间深刻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曾长期作为使双边关系中的竞争要素没有演变为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减震器。虽然美国国会在立法上进一步促进中国投资这方面能够做的事情不多,但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共同努力,通过不会威胁有新的限制中国投资的立法,打消心存畏惧的中国投资者的疑虑。在中国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和邦尼·S·格拉瑟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跨部门的计划,以鼓励中国采取合作的,缓和紧张局势的行为,还可以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多地参加与美国和它的地区盟友的三国军事演习,正如最近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生存技能训练。但他们同时建议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奉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奥巴马总统应该继续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人权问题,应该继续公开强烈要求北京在中国境内尊重普遍的自由。在国防方面,研究项目成员迈克尔·J·格林、扎克·库珀和米拉·拉普·胡珀认为,虽然在美国对转向亚洲有强大的需求,但前没有将这些努力与国家目标进行协调的统一的战略规划,并且政府与国防部对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一致的表述已经引起了中国和地区盟友一些困惑,削弱了国会对太平洋美军与政府计划相一致的现代化和重整所必需的拨款的支持,以至各界对这个战略的目标和可用的资源仍然有疑问。为此,美国政府与军方应重新对亚太再平衡做出统一而权威的解释,进而为之提供可靠的资源。研究项目成员维克多·查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其剩下的两年任期里必须在针对朝鲜半岛方面有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必须准备好采取考虑过有必要威慑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的具体措施来应对这些挑衅。这包括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部署更多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并鼓励韩国加强与美国在该地区现有的导弹防御资产和情报、监视与侦察传感器的联合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还必须努力修复日韩关系。因为在美国政府的眼中,首尔与东京的双边关系以及美日韩三边关系应该被看作是亚洲稳定的最可靠的源头。因此,2015年正值日本和韩国关系正常化50周年之际,白宫必须努力消除盟友之间的隔阂。其形式是达成信息共享协议,军用零件服务协议,高节奏的三边磋商和训练,最终,这三个盟国之间的集体防御声明。维克多·查还建议,鉴于朝鲜半岛的敏感性,这一切都必须低调地进行,而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这两个盟国必须就共同的安全需求合作,尽管还有尚未解决的历史情感问题。美国政府在看待针对朝鲜的传统的防御、威慑和无核化政策时,维克多·查认为,应该增加一个新的成分,即人权问题。如果美国一旦回到与朝鲜的谈判桌前,无论是以双边的还是以六方的形式,讨论将不再仅仅关注无核化,还将把这个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作为同等重要的部分。交换条件将不再只是冻结核活动以换取粮食和能源,而且要在人权,包括核查集中营,根除奴工,流亡者待遇以及其他问题上有显而易见的改进。在与印度的关系上,项目研究成员理查德·M·罗索认为,在历经过去四年的坎坷之后,美国政府和印度政府最近几个月已经在迅速采取行动,修复关系。美国的研究机构、商界和战略界以新的积极性与印度交往,并在印度新一届政府中寻找更容易接受的支持者。理查德·M·罗索认为,国会支持阿什顿·卡特担任下一任国防部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卡特博士在国防部早前的任职期间,理所当然地被印度看作是加强两国关系的一个关键的支持者。卡特博士领导了美印《国防贸易和技术协议》的工作,在美印关系的其他方面出现摇摆时,提供了急需的稳定因素。迅速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意义特别重大,因为这将使他能够利用其在新德里深厚的友好关系打破僵局并确立更深层次的目标,为2015年6月下旬到期的《美印防务关系新框架》协议延长期限奠定基础。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方面,理查德·M·罗索认为,印度和美国必须协调好亚洲战略,美国和印度必须迅速恢复美国有关阿富汗的交往,这样双方才能对美国计划的部队减少做更充分的准备,重振美印阿三边关系来发挥这个作用。在东南亚方面,项目研究成员默里·希伯特与格雷戈里·B·波林认为,2015年为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巩固和加强亚洲再平衡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是在缅甸,美国首先应该扩大其对建立政党的支持和培训,加强议会,并准备监督该国2015年选举之前的活动,以确保是这些活动是包容的、透明的和可信的。二是在印度尼西亚,美国总统继续邀请印度尼西亚新任总统佐戈·维多多访问美国,推动进一步充实2010年两国启动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三是在越南,奥巴马总统应该计划在2015年访问越南,将两国2013年年中启动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的深度。四是在泰国,美国将继续监视泰国2014年5月政变之后的事态发展,并考虑美国与其在亚洲最早的合作伙伴交往的机会。五是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不管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关于菲律宾起诉中国的案件的仲裁法庭如何裁决,这将是中国南海争端的一个分水岭,美国如何回应,特别是在支持这个案件和平解决和尊重国际法方面有多么成功,将大大有助于使东南亚相信美国再平衡的长期可持续性和好处;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应该加紧努力,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海上预警、巡逻和威慑能力,推动向合作伙伴,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提供资金、训练和装备;美国国务院应努力就东南亚声述国关于其声述的法律说明提供协助,以维持对中国的道义和法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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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本文大部分首发于《军事文摘》2015年第2期,全文如下。

[1] 罗布•艾森、德斯•鲍尔,《东北亚升级:澳大利亚的战略挑战》。网址参见] 同上。[3] 罗德•里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战略家网站执行编辑,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战略家网站2015年1月5日] 张小军,《多数澳大利亚人:政府应在中日东海问题保持中立》,新华网2014年11月6日。网址参见] 廖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因素》,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2012春季刊。网址参见] 张小军,《多数澳大利亚人:政府应在中日东海问题保持中立》,新华网2014年11月6日。网址参见] 尼克•比斯利、布兰登•泰勒,澳中关系研究院,《“澳新美安全条约”适用于中国东海冲突吗?》,2014年11月。网址参见] 廖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澳大利亚“未来潜艇项目”及未来发展趋势》,]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斯蒂芬•弗鲁赫林、詹姆斯•德里克、罗里•梅德卡夫,《保持认知优势:监视合作与美澳亚洲联盟》,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战略研究》杂志2014年12月刊。网址详见] 瑛梅,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策应新“抵消战略”,美澳合作强化亚太监视能力》,] 罗斯•巴贝奇,“西太平洋的战略竞争:澳大利亚的视角”,埃德托马斯•G•门肯主编,《21世纪的竞争策略:理论、历史与实践》,第237页。[12] 保罗•迪布,“美国建设并不是对和平的威胁(US build-up no threat to peace)”,《澳大利亚人》,2011年11月15日。网址参见 1226194972352。[13] 廖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因素》,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2012春季刊。网址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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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近乎无法完成的任务》的作者斯蒂文森认为,美国国防部长有四项主要工作:一是五角大楼和军队的管理者;二是总统的顾问;三是战争策划者,四是针对盟友和敌手的外交官。合格的国防部长必须胜任2或3项工作,但很少有人能做得到。自1947年国防部成立以来,有24人担任过国防部长,只有将近一半任职超过18个月。诸多人在离任时都倍感沮丧和失望,只有少数在任时赢得尊重和名誉。一名观察家将国防部长的职位称为“政治野心的坟墓。”准新任美国防长阿什顿•卡特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呢?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一、麻烦解决者还是政治过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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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任国防部长提名仪式上,奥巴马提出了对阿什顿•卡特的期待:以“精确巧妙”决策,应对国家安全挑战,包括美军在阿富汗任务的转型、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抗击埃博拉、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网络空间能力等。

大部分观察家的看法是,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将要面临诸多的麻烦,不仅包含应对奥巴马提出的上述安全威胁,同样还要面临与奥巴马安全事务小圈子的意见冲突,不符合奥巴马意图的帕内塔与哈格尔黯然收场已成为前车之鉴。卡特本人更并非候选人名单中的首选者。虽然卡特被一些分析人员认为的确是适当人选,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员不认为卡特能解决好前任未能解好的这些麻烦,对某些领域更是不熟悉。同时,还有分析人员指出,奥巴马的任期只剩两年,如果下届总统由共和党候选人当选,卡特势必难以跨政府继续任职,无法有所建树,沦为政治过渡品。

但纵观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国防部长,其上任时基本都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问题,也不存在万事精通的国防部长,但这并没有阻碍其中的几位佼佼者取得了良好的政绩,更有最优秀者,推行和传承了奠定美军战斗力根本优势的抵消战略。同样,对于卡特来说,无论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解决内外各种复杂问题,这仍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第三个“抵消战略”的首任接棒者与强力推动者。

二、第三个“抵消战略”的首位接棒者

在美军持续十多年中东反恐战场耗资巨大、难以干净利索地抽身,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国防预算大幅削减。面对中国及俄罗斯日渐赶上的军事技术实力,为了更有效利用现有国防资源,针对潜在对手重新占领新的军事技术制高点,奥巴马军事当局与美国战略研究界推出了第三个“抵消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利用美国在无人系统和自动化、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方面的“核心能力”,以不同的方式来投送力量。

第三个“抵消战略”由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于2014年8月公开提出。第三个“抵消战略”的说法,以及沃克的新研究与发展投资战略计划,随后得到了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宣布辞职前9天的全面肯定。与此同时,主管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肯德尔起草了聚焦于技术创新的《更佳购买力3.0》,以促进国防部层面采办改进。为配合国防部的计划,沃克曾担任过主任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等智库陆续启动关于新抵消战略的研究报告

第三个“抵消战略”,是继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核优势战略和20世纪70年代的以推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抵消战略”之后的新抵消战略。前两个战略都是通过利用美军的技术优势来“抵消”苏联在常规力量上的数量优势。第三个“抵消战略”的核心是维持美军在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以应对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对手正在开发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和理论。

国防部负责工业政策的前副部长帮办,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比尔•格林沃尔特认为,正如头两个抵消战略,第三个“抵消战略”同样设计成为延续数界政府的战略。但与头两个不同的是,第三个“抵消战略”的紧迫性更强。第二个“抵消战略”耗费了15年以上的时间才实现目标,而第三个“抵消战略”的时间单位要以15个月为单位。其原因正如罗伯特•沃克所指出的,中俄等潜在对手的技术实力不断增强,其追赶美国新军事技术的时间将大大缩短。

比尔•格林沃尔特还认为第三个“抵消战略”不应被视为政治性的举措,这是关于军事革新、军力投送和明智投资,人们希望这不要卷入党争问题。新任国防部长必须接受第三个“抵消战略”和更好的购买力,因为五角大楼走惯了冷战时期的旧式采购流程。前几任国防部长主要解决战争问题以及进行快速采购,没有对传统采购系统和改革需求进行关注。自从拉姆斯菲尔德在9.11之前的国防市场改革之后就再没讨论过相关问题。

因此,既然第三个“抵消战略”是延续数界政府的战略,且紧迫性更强,那么接手第三个“抵消战略”第一棒的新任国防部长则显得至关重要,一旦其无法推动该战略,则对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造成的时间损耗代价十分重大。推动该战略成为新任国防部长必须能够承担的任务,那么卡特能否承担这个重任呢?

三、抵消战略的继承者和推动者

外界评判卡特履新国防部长的不足之处的之一是,同哈格尔以及过去三十年里的其他历任国防部长不同的是,卡特从未在军队或国会里任过职,他应属于破例提拔。上一位像卡特这样在军界和政界都没有工作经验的国防部长是1977到1981年领导五角大楼的哈罗德•布朗,他是吉米•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无独有偶的是,哈罗德•布朗正是第二个“抵消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事实上阿什顿•卡特与30多年前第二个“抵消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们有着诸多相似性和交集,其战略思想有着清晰的一脉相承性,这一点尚为人所不察。其中对卡特影响尤其深刻的是第二个“抵消战略”的舵手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国防部任职时,卡特担任过佩里的下属和助手,不在国防部任职时,两人曾共同运营战略与防务类的公司和学术项目,以及承担政府任务。两人还曾共同发表战略研究专着,经常联合发表文章。

沃克在《迈向新抵消战略》报告中指出,从第二个“抵消战略”总结出的一条经验是,战略连续性和机构支持的重要性。虽然国防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了多项技术开发计划,但如果没有国防部内部、以及后来白宫政府和国会的持续支持,这些计划就不可能展开。

由此可见,抵消战略的成功实施涉及到跨领域、跨机构的专长与协调,这也必然要求着抵消战略的推动者——国防部长有着多样化的专长与资源,包括优异的理工科学术背景与工作经历,丰富的国防部任职经历、卓越的战略和政策研究与执行能力,优秀的军事预算与国防采购平衡能力,以及相关机构广泛的支持等等,这些素质也的确综合体现在哈罗德•布朗、威廉•佩里这两位前任国防部长身上,使其成为美国军事历史的必然选择。将卡特与这二者进行比较与联系,能构建出一个合格的第三个“抵消战略”推动者的轮廓。

优异的理工科学术背景与工作经历

理工科学术背景与工作经历对于以军事技术采购为核心的抵消战略的理解和执行十分必要。

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时不满二十二岁。先后在大学和政府机构进行过原子能、导弹和核聚变炸弹等研究工作,是美国着名“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的得意门生,被列为对美国核武器发展具有重要最大贡献的科学家之一。

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拥有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大学和国防实验机构任职。威廉•佩里是研制尖端武器的专家,以“隐形技术之父”闻名。威廉•佩里还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也是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威廉•佩里结束国防部长任期后,还担任过“全球技术伙伴”公司的主席。

准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197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物理和中世纪历史两个学士学位。此后,卡特作为着名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并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洛克菲勒大学工作,还担任过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以及费米国家实验室的实验研究助理。1987年,卡特被美国青年商会评为“全美十大杰出青年。”卡特还在迈特公司、Mitretek系统公司、麻省理工大学林肯实验室、德雷柏试验室等科技或军工机构担任过职位。

卡特也是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曾是美国物理协会成员。卡特还曾经在威廉•佩里担任主席的“全球技术伙伴”公司担任高级合伙人,这家公司的业务致力于技术和防务领域的投资咨询,他还曾是高盛集团全球事务方面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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