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棋:游戏、历史和不错的混合体

作者: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发布:2019-11-28

2.兵棋与演习。很多人对“兵棋” 这个含义不甚明了,乃至于与其他训练概念相混淆。演习也可以涉及对抗,如,在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进行的红、蓝对抗演习,采用的是实兵模式,虽然这也是一种对作战行动的模拟,但却不是兵棋推演,而是一种更高级的训练样式。

欢迎订阅知远防务快讯 我们在第一时间报导全球最新防务动态,关注世界热点事件,追踪防务发展方向。

JP3-0 Joint Operations,11 August 2011, 第IV-3-4页。

此外,美军融合“自由式” 兵棋和“严格式” 兵棋,将兵棋分为“研讨式” 兵棋和“系统式”兵棋。研讨式兵棋主要应用在战略层面,系统式兵棋主要应用在战术层面。六角格棋盘类的传统兵棋并没有成为军用兵棋的主流,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传统兵棋多是基于历史的推演,很难模仿当前及未来军队的作战,也就难满足军队的要求;二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仿真类兵棋系统已经相当成熟,如JTLS/JCATS等模拟作战系统的推出和不断升级,使作战模拟训练的需求得到满足;三是传统兵棋需要推演者熟练掌握全部的规则,这做起来比较困难。


物理网络层,由IT设备和基础设施所组成,它为网络空间提供了存储、传输和处理信息的物理域,包括数据仓库和数据在网络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转移。物理网络层各组成部分,包括硬件和基础设施(比如计算机设备、存储设备、网络设备、有线和无线连接设备等),需要有安全措施以避免受损或非授权物理进入(unauthorized physical access)——有可能获取合法的逻辑进入(which may be leveraged to gain logical access)。对于物理网络层,网络作战首先考虑的确定其地理位置点和合适的法律规定,尽管在网络空间中,地理界线可以很容易且快速地被跨越,但仍然存在着主权国家问题,因为这些设备都是属于公众的或私人的实体,进入都是能够被控制或受限的,这是在计划的各个阶段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

从未来发展看,“模拟训练”和“兵棋” 可以当做是近义词,但“兵棋” 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模拟训练”除特殊声明外,多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演习。但这并不意味着“兵棋” 不涉及计算机相关技术,采用计算机技术的“兵棋”常常被叫做“计算机兵棋”,可见二者的确很难区分。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图片 1

在上述推演过程中,包含了四个关键部分,一是让低级军官首先发言,防止出现因军衔产生的问题;二是交叉选人,体现推演的公平性;三是采用“参谋旅行” 的方式进行历史考察和反思;四是兵棋推演的结果要通过小规模演习来检验,这意味着兵棋仅是成功的设计,并不是成功的“产品”,因此,“小样试验”是必须的。

[①] Paul K. Davis, Cindy Williams, Improving the Military Content of Strategy Analysis Using Automated War Games: A Technical Approach and an Agenda for Research (Santa Monica, RAND, 1982), .v.[②]A. W.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Policy Sciences 15 : 47-50.[③] The Joint Staff ,Fiscal Year 2009 Budget Estimates, February 2008, .696-697.[④]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49.[⑤] Paul K. Davis, “Influence of Trevor Dupuy’s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Ground Combat in RAND’s RSAS and JICM Models,” TNDM Newsletter, (Falls Church, VA.:Dupuy Institute, 1999), .10.[⑥] RAND Corporation, Project Air Force 50th: 1946-1996 (Washington, D.C., April 11, 1996), .30.[⑦] A. W.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Policy Sciences 15 : 47.[⑧]Paul K. Davis, James A. Winnefeld,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 An Overview and Interim Conclusions about Utility and Development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83), iii.[⑨]Davis and Winnefeld,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 An Overview and Interim Conclusions about Utility and Development Options, vi.[⑩] Bruce W. Bennett, Arthur M. Bullock, Daniel B. Fox, Carl M. Jones, John Y. Schrader, Robert Weissler, Barry Wilson, JICM 1.0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4), xiii.[11] Bruce W.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2), 1.[12] Paul K.Davis, Steven C. Bankes and James P. Kahan, Methodology for Modeling Command Level Decisionmaking in War Games and Simulations,(Santa Monica, RAND, July 1986), v.[13] Bruce W. Bennett, Paul K. Davis, The Role of Automated War Gaming in Strategic Analysis (Santa Monica, RAND, 1988), 3-4.[14] Paul K. Davis, H. E. Hall, Overview of System Software in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Santa Monica, RAND, 1988), vii.[15] Bruce W. Bennett. et al., JICM 1.0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4).[16]Paul K. Davis,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Grand Challenge for the Analytical Community (Santa Monica, RAND, 2001), 47.[17] Bruce W.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2), vi.[18] James Ong and Michael F. Ling, Using the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 for Campaign Analysis (Edinburgh South Australia, DSTO Electronics and Surveillance Research Laboratory, 2002), 3.[19] James M. Sims. Politico-Military Gaming: A Method for Developing Strategy and Security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Republic of Korea-United States Analysis Seminar, Seoul, Korea, 28 September 1987; Ong and Ling, Using the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 for Campaign Analysis.[20]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12-17.[21]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Barry Wilson, Dire Strait? :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2000), 18.

JP3-13.1, Electronic Warfare,8 February 2012,第I-2-4页。

美国国防部将演习分为图上演练、现地演练,而兵棋推演实际上相当于图上演练。老毛奇在兵棋推演之后总要进行相应的现地演练,当时的指挥机构规模较小,因此,没有指挥所演习。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RSAS)是一套自动化多场景的“兵棋推演”系统。最初开发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改进战略分析的方法,为战略分析开发一个新的框架。[①]这个项目的资助方,国防部长办公室下属的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最初是希望将它用于“评价战略武装力量,评估力量平衡和测试作战计划”。[②]RSAS发展初期主要为研究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而设计,而后在1991年发布的最后一个版本开始转变设计,为研究多极化世界结构进行了改变。在最后的4.6版本,RSAS应冷战后全球安全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并改名为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RSAS和 JICM都分别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制定和作战分析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JICM一直沿用至今,作为联合参谋部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JICM至今在支持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各作战司令部、军种和联合分析人员的分析方面任扮演着重要角色。[③]并被美国军方各个部门乃至其他多个国家的部队所采用。一、RSAS与JICM的起源与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冷战进入高峰期,核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防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评估美苏间战略力量平衡。随着战略分析的发展,国防部越发感觉到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不足,并最后决定开发一套全新的方法用于战略力量分析。在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承包商时,国防部对这套分析方法和推演系统的开发提出了以下要求:要能提供一套更加灵活的分析工具,能在多种情况下和突发事件中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部队进行评估和比较;能将战略核部队和其他相关的核部队与常规部队一起进行考虑;能将更多的作战行动因素包含到分析中;目前,冲突的很多方面,如太空、指挥控制、反舰等都只是被独立分析,甚至经常被忽略,因此,这个系统还要能将这些被忽略或单独分析的方面完整的包含进去。另外这个推演系统还必须能反映军事原则方面的不对称性,军力态势,可能的战争计划和战术。[④]在经过一番比较后,兰德公司的方法最后得到了采用。在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的支持下,兰德公司国防研究院在1979年成立了兰德战略评估中心(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专门致力于开发一套基于作战模拟和建模分析的自动化、电脑化的兵棋推演系统 以用于改善国防部的战略分析方法。这个项目从1979年开始到后面演变为JICM,一直由国防部长办公室资助。从RSAS开始,这个项目主要由戴维斯负责,一直到1988年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防务规划和分析,从那以后RSAS一直到JICM都主要由他以前的副手布鲁斯·班耐特 负责。[⑤]作为一种分析工具,RSA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兰德公司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系列活动。当时中国建国不久,美国军方逐渐开始担心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在亚洲可能会对地区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威胁。出于这种担心,兰德空军计划开始对在泰国,缅甸,台湾韩国,越南等地的假想战争做了大规模的研究。而人工兵棋推演就是分析这些假想战争的最主要的方法,这也就成了后面兰德公司包括RSAS在内的一系列自动化和电脑战略评估系统的先驱。[⑥] 50年代初期亚历山大.穆德等人主要在兰德公司推动兵棋推演,而后赫尔默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发了SAFE推演系统,[⑦]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然而这些传统的人工兵棋推演一般效率较低,速度慢并且只能处理一种场景。RSAS在1980年四月正式启动,[⑧]直到1992年历时超过十二年。RSAS研发初期所明确的目标是:1.创建一个用于分析和讨论全世界范围军事战略的集成化框架;2.创造可用于测试各种变量的多场景分析能力;3.通过处理平时忽略的因素提高现实分析意识;4.增强对战略动态性的理解。[⑨]相比传统兵棋推演系统,RSAS这种自动化电脑推演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制作电脑模型,并用这些模型来完全或部分代替人工操作。它不光加快了推演的速度,还能提供多场景以便更好的测试。在90年代初,因为冷战结束和战略环境变化等原因,这个项目被暂停。在以后的两年,项目组对RSAS的两个战区模型(CAMPAIGN-MT和CAMPAIGN-ALT)进行了整合,开发了一个新的集成战区模型(Integrated Theater Model),[⑩] 并将其用在了对RASA改革后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模拟推演系统--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中,而经过修改后产生的JICM更适应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从RSAS的开发到向JICM的演变,大量来自各个方面的研发和顾问人员参加了这两个项目。虽然研发人员全部来自兰德公司。但是还有一个工作组,或者具体说相当于顾问组,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各军种及中央情报局等情报部门,和包括军事规划、战略分析、苏联研究、电脑专家、情报人员等各个领域。二、RSAS的组成与功能RSAS的出现使得“兵棋推演”更具效率,更严密也更利于战略分析。RSAS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电脑模型以取代人工团队。不同于一般的兵棋推演系统,它的目的是以推演作背景研究,通过模型库来反映、测试并提高战略分析方法。以分析核战略为初衷,这个系统很快被用于国家级战略问题的分析。相比传统注重预测战斗结果的军事模型,RSAS其实是给美军提供了一个研究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的实验室。[11] RSAS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它使分析人员在面对非常多的政治-军事变量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检查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和传统的政治-军事推演不同,RSAS是一个自动化和电脑化的推演系统,它可以让传统推演中需要人工操作的功能用计算机自动完成,借助人工监督,人工智能电脑程序可以部分或全部的代替人工操作。RSAS由三个主要功能性部分组成:指挥和政府方 (The Command and Government Agents) 、战役 、RSAS系统软件。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兵器推演系统,RSAS中的红方扮演苏联所主导的联盟。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场景脚本、军方、系统监视器。其自动化推演结构如图1所示。图片 2图1自动化推演结构图联盟红方和蓝方分别由四层模型构成,分别是:国家指挥层(National Command Level),负责施行国家最高政治决策层的职责;总司令层(General Command Level),负责执行中央军事和外交行动,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超级战区指挥层(Supertheater Command Level)和它下属的地区指挥层,代表特定的战区。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模拟红方和蓝方的国家指挥层(national command level)的决策。基于净评估办公室对多场景多可能性的要求,红方和蓝方都具有多种备选的“个性”,这些“个性”,也就是国家指挥层的模型被称为“伊万。例如红方有几种可能的行为或个性,分别被称为伊万1、伊万2、伊万3等,这些模型主要用于:l评估。用推演形式的政治-经济模拟的方式来评估军事战略,军队和指挥-控制系统;l提供。为用作训练或探索战略概念而开展的政治-军事战争推演的参加人员提供决策帮助或替身;l学习。学习替代性的威慑,战争升级控制和终止战争观点。[12]场景脚本场景脚本只是一个单层模型。它主要代表第三方非超级大国,而他们一般只是作一些政治决定,例如把本国部队交由红方或蓝方,给这两个超级大国提供从它本国领空穿越和在它领土内设基地的权利。[13] 或者也可能是保持中立,不做任何参与。因此这个兵器推演系统实际上可以是由很多国家参与,但冲突战争基于两个大国和他们各自的卫星国家组成。[14]军方军方作为RSAS系统所包含的一个仿真模型,它自身就是一个由很多种战争和地理模型组成的一个集成软件系统,可以看成是一个比RSAS相对简单的,包含红、蓝两方的兵器推演系统。三、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基于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在RSAS 4.6版本的基础上,经过重大修改而产生的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是一个集战略和作战两个层面的模拟系统,它沿用了RSAS的数据和模型库,并且还包括全球多个区域的模式和数据,供战略分析使用。JICM的研究人员也明确地说明,这个系统是针对冷战后的战略分析所设计,主要用于对未来战争的评估、武器技术和战术评估等。[15] JICM主要继承了RSAS在作战模型方面的特性,而其他的一些,例如政治和司令官一级的模型则被JICM放弃了。[16]也就是说从之前RSAS作为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军事模拟,在JICM被降级成为了一个战役级别的模拟系统。四、数据库及模型库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从RSAS到JICM 3.0,已经发展成一个比较容易操作、互动性强的兵棋推演软件。为了RSAS的开发和便于对模型和据库的修改,兰德公司还开发了基于C语言的RAND-ABEL编程语言。这个系统还开发了多种不同的集成战场模型(RSAS Integrated Theatre Model)。到1992年最后一次的RSAS地图 5.0版本,已经是彩色地图。除了人工智能技术,RSAS还率先利用了战斗建模。作为一个全球兵棋推演和分析系统,RSAS拥有一个包含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战役数据库,和包含波兰、土耳其、波斯湾和韩国等地冲突案例。从项目一开始一直到1989年的RSAS 4.0版本都是主要用于美苏战略力量平衡的分析,因此系统和数据都基于两极世界而设计。由于1989年后苏联和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特别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因此在1991年出版的RSAS 4.6版设计上开始朝着多极化世界发展,模拟也不再单单局限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17]而JICM更是已经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包括全世界多个地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模型库和数据库的一个系统。JICM的数据库相当庞大,里面包括地理情况、咽喉点、困难地形和海洋环境、武器性能和人员能力、C3I数据和战役、指挥结构等多方面的数据。[18]五、RSAS与JICM的应用自开始研发,这两个系统已经被广泛用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海军战争学院、海军研究生院、国防大学等部门和机构,甚至如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一些机构也采用了这些系统。[19]RSAS曾被用于美苏战略平衡的研究、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和封锁分析、净评估办公室的朝鲜半岛军事平衡分析、海军战争学院等的模拟推演。国防大学一些课程中被用于联合作战训练,海军研究生院还将RSAS用于课题研究、教学等方面。[20]在对华战略分析方面,兰德公司的《恐怖的海峡?:中国-台湾军事对抗和美国的政策方案》,以及《同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则是JICM最典型应用。《恐怖的海峡》完成于2000年,对2005年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进行了模拟推演,其间,兰德公司甚至还用JICM和商业游戏Harpoon配合对台海冲突进行了推演。[21]六、结语RSAS率先将人工智能和战斗建模技术用于了兵棋推演,作为美军最早的一套自动化、电脑化的模拟推演系统,它不光为净评估办公室和国防部提供了一套有力的系统分析工具,还为美军各个军种和部门提供了高效率的作训和学习工具。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为美军和政府节约了大笔用于演习和培训的资金。然而这些系统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例如这些系统很难解决C4ISR的问题和数据库形成所需周期过长 (建造它的一个数据库一般需要几个星期到半年的时间) 的问题。另外,对分析人员要求过高也是这种模拟推演系统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图6

“兵棋”一词来自英语wargame, “兵棋推演”则对应于wargaming。而Wargame是从德文Kriegsspiel直译而来,即“在沙盘上进行的、类似战术指挥训练的军棋游戏”。游戏一词的娱乐性显然与战争的残酷性背道而驰,故西方用类似“图上机动”、“战场机动”、“演习”,或比较时髦的“模型与模拟” 等来表示相似的含义。但其实质都一样,即通过模拟战争来研究战争。

美军认为5,许多军事行动都是在复杂环境中实施,尤其是越来越严重地依赖电磁频谱(electromagnetic spectrum,简称EMS),所有的现代化部队都已依赖电磁频谱展开各种行动。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责任编辑:huangxx]

当前,美军研发了更为先进的计算机兵棋推演系统,但也引起了兵棋专家的担忧。让推演者利用计算机来进行演习,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推演者往往更加重视演习内容,而将对演习的以思考放在了一起。正如彼特•波拉所说:所有兵棋设计的最终目的在于“沟通和交流”。

——从“battlefield”到“battlespace”再到“operational environment”的转变

而德军针对苏联的名为“奥托行动” 的兵棋推演,分三个阶段展开。在第三阶段末期,兵棋推演预示德军将歼灭苏联240个师,而此时的苏联仅仅剩下60个师。

联合作战越来越依赖于网络空间,它跨越地理和地缘政治界线——许多处于美国的控制之外,与关键基础设施的运作连为一体。因此,当各级指挥员计划和组织作战时,必须充分考虑对信息和网络空间的严重依赖,以及各种物理因素,比如可能降低信息和信息系统的保密性、有效性、完整性。2

在坦能堡战役之前,俄国进行的兵棋推演已经预测到部队将被孤立和分别歼灭的结局,可惜俄国的将军们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及时修正方案。

JP3-13.1, Electronic Warfare,8 February 2012,第I-1 页。

4.美军对兵棋的继承和发展。1883年,美国陆军少校利沃摩尔将兵棋引入美国,但却遭到谢尔曼将军的“封杀”。1889年,美国海军首先在海军战争学院开展兵棋推演。1899年,陆军战争学院成立,也引入兵棋推演课程,但这比海军晚了整整10年。

电磁环境,就是当某一军事力量、系统或平台在其预期的作战环境中执行预定任务时,所遭到的全频段的辐射或受控的电磁发射程度在能量和时间上的分布。10通俗来讲,电磁环境就是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简称EMI)+电磁脉冲(electromagnetic pulse,简称EMP)+电磁辐射对人员、军械、敏感物质的危害+太阳黑子、闪电、静电等自然现象的作用之和,实际上就是全球性的电磁背景。

由此可以看到,兵棋推演与军事演习有很大的不同,兵棋推演主要围绕推演者展开,而不注重活动目标,毕竟这个目标是虚拟的;军事演习却更注重组织者制定的目标,而不是围绕参演者展开活动。

理解PMES II系统及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能够使联合部队司令充分认识到采取何种行动能够影响系统内的各要素。除此之外,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能够及时识别出告警情报的潜在来源,有利于理解友方、对手、敌方和中立方这些系统之间连续复杂的影响,有利于找出作战设计的诸要素,比如作战重心、作战线、作战关键点等。

2.发展期。普鲁士在军事领域有三大贡献,可简单概括为: “总参谋部”、“战争学院” 和“兵棋”。实际上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时任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规定,只有经过战争学院学习的人才能进入总参谋部,而在战争学院学习的重点则是兵棋推演。当申请者成为战争学院的学生时,他们必须参加大量的兵棋推演。

JP 3-0 Joint Operations, 11 August 2011, 第IV-2页。

3.成熟期与低潮期。现代兵棋进入军队后,一直是作战训练、方案评估的重要工具。1905年,德国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在退休前,策划了穿越比利时、荷兰的兵棋推演。所有在场的人均归属威廉皇帝团队,即蓝队,而红队仅由两名中尉组成,负责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的防御。兵棋推演以短时间法国军队的毁灭而告终。而稍后英国进行的兵棋推演也和德国推演的结局相同。由此,英国重新制定了机动计划以及穿越海峡计划,弥补了原有方案的不足。

联合电磁频谱作战,就是为了控制电磁作战环境(electromagnetic operational environment,简称EMOE)而采取的所有活动,以确保能够顺利地计划和实施联合作战或联盟作战,它主要是通过协调电子战和联合电磁频谱管理作战(joint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management operations,简称JEMSMO),来利用、防御和管理电磁作战环境,使依赖电磁频谱 的各类系统能够在预定作战环境中充分发挥有效功能。

彼特•波拉是美国着名的兵棋研究专家,以1990年出版《兵棋推演艺术》一书而蜚声海内外。他认为,兵棋是:“战争模型,并不涉及实际的军队行动,其事件流的塑造和被塑造是由一个或多个参与者决定的”。

网络空间

兵棋推演的主要目的是让推演者在知道形势会发生什么样变化,变化会产生什么样后果的情况下,制定或改变策略。二战期间,在日本为实施中途岛行动进行的兵棋推演中,日本航空母舰遭到美军B-17轰炸机的伏击,而此时日本的战机正在轰炸中途岛。最后,裁判裁定四艘航母中的两艘在袭击中被击沉。在推演者的消极反应和裁判自身扭曲的“爱国情结” 下,推演指导人员将结果改为一艘航母被击沉,而且在不顾该航母在上一阶段已经被击沉的情况,让该航母在后续活动中被修复并继续出现在推演中。此时,兵棋推演的目的已经被丢到了一旁。

JP3-13.1, Electronic Warfare,8 February 2012,第I-1页。

1981年,兵棋推演系统终于在陆军战争学院建立起来。美国国防大学随后也建立了相应的推演系统。今天,美军已有多个兵棋推演及仿真模拟研究机构。

欢迎订阅知远防务快讯 我们在第一时间报导全球最新防务动态,关注世界热点事件,追踪防务发展方向。

本文由新葡亰平台游戏网址发布于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转载请注明出处:兵棋:游戏、历史和不错的混合体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