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应准备迎接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

作者: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发布:2019-10-04

张树华、赵卫涛:中国崛起超越大国对抗逻辑

回望百年杀戮现场,今人需要明白什么?

原题:难民危机与民粹主义的恶性螺旋

(作者分别是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欧洲研究所博士后)

时事评论员 顾善闻

作者: 乔尔豪·阿古德罗

以冷战结束为标志,世界两极政治对立的格局迄今消失已快30年了,但人类社会并没迎来“天下太平”。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暗杀,理由是这位王储推出的民族和解政策不利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走向瓦解——哈布斯堡王朝不崩溃,其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就难以并入塞尔维亚,后者也就无法实现建立南斯拉夫国的理想。换言之,斐迪南大公成了塞尔维亚扩张的路障,必须移除。

自进入2018年以来,尽管涌入欧洲的难民人数得到了初步控制,但难民危机却远远没有得到平息。不但欧盟各成员国围绕难民配额分配、责任分摊等问题陷入争吵,而且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用“反移民牌”赢得选民支持,不断挑战和冲击传统主流政党。难民问题与民粹主义,正在欧洲形成恶性螺旋。

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把反恐摆在战略日程首位,但结果却是越反越恐,陷入封闭怪圈。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新干涉主义的冒险等,过去这些年来世界政治生态让人感到“混乱而失序”。在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危机造成贫富对立,社会矛盾加剧,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思潮蔓延。在国际领域,西方大国拉帮结伙、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现象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路障移除了,各种体量更大的巨型列车却蜂拥而至,在此撞得伤痕累累,其中的几辆干脆直接报废——此后4年,欧洲列强全部卷入了战争,直至1918年11月11日,德国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节车厢里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奥匈帝国皇帝卡尔一世在维也纳申布伦宫的“中国厅”内宣布退位——付出了850万军人和1000万非战斗人员的性命后,一战落幕。

由于对试图进入国境的大批难民持飘忽不定的态度,以及后续管理的粗略,欧洲如今陷入政治动荡浪潮。欧洲人正在进行一场矛盾的游戏:一方面,我们对难民表现出最慷慨的面孔,做出盛大的欢迎声明,却没有详细的安置计划;另一方面,我们违反自己订立的条约,用带刺的篱笆阻止其进入。

对此,西方世界无疑需要进行反思,而这其中最应反思的又恰恰是凡事强调“优先”“第一”的美国。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中国人眼里,世界是展示人类不同文明的“大舞台”。而在美国社会精英眼里,世界却是你争我斗的“大擂台”。

在不久之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上,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旨在削弱旧式殖民帝国、鼓动民族自决(这有利于美国投资和制成品占领英法及其殖民地的辽阔市场)的“十四点原则”。然而,威尔逊的全球主义呼声却遭到了绰号“老虎”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的坚决抵制。克列孟梭轻蔑地表示:“还‘十四点原则’?摩西不过‘十诫’!”从这时开始,人类进入了持续20年的“二战筹备期”。

这种混乱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有成熟的计划,即使计划有缺陷,我们还可以修正。但没有计划,只会伤害难民并威胁欧洲各国的稳定。

执着于寻找敌人和对手,是美国在二战后长期斗争思维模式的产物。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与世界政治发展历程,我们更应看到,美国非但没能充分运用好自身权力和影响造福国际社会,反而循着称霸与对抗的行为逻辑越走越远,挥霍了苏联瓦解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留下的“冷战红利”。美国的学界和政治精英们鼓吹文明冲突,发动反恐战争,大肆对外输出民主,挑动“颜色革命”,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政治的乱源和“麻烦制造者”。

笔者认为,一战的很多教训至今都富有启示意义:

欧洲各国的行为杂乱无章,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欧盟尽管有个响亮的名字却缺乏凝聚力。它就像联合运营的三种速度的列车:一列是德国领头的中欧和北欧国家组成的高速列车,可观的人均收入允许其对公共事业投资不菲,他们是欧洲的引擎。他们的经济实力使其能领导欧盟,但并不太尊重其他盟友,喜欢发号施令。

美国等西方国家犯下的错误以及世界政治的混乱现实,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式思维”的负面效应甚至危害。作为新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一直在避免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陷入“缠斗”,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自身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上。

和平,是大国竞争不可撼动的底线

另一列是代表东欧国家的低速货运列车,他们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接受欧盟的经济援助,工业不发达。他们很有韧性,但其内部的“创伤”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仍有待医治。

怎奈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从未放弃以大国对抗的旧有逻辑对待中国的发展。在新近提出“锐实力”之前,针对中国的各种软实力攻势从来就不罕见。在对华“唱衰论”近年来日渐失去市场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陷阱论”“责任论”层出不穷。无论预言国强必霸、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强调中国应承担更大责任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最终目的无外乎都是在减轻美国自身压力的同时,尽可能迫使中国承担与自身能力不符的国际责任,最大限度迟滞中国的崛起进程。

“如果贵国与俄国开战,我国保证会站在贵国一边。”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向奥地利伯爵奥约什保证。

最后是南欧国家——混乱不堪的长途列车,随时改变目的地,不守时。其经济的主要来源是旅游业,国民生来乐观,快乐是其价值核心,但过度自由主义。

对此,中国在扮演好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角色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超越大国对抗逻辑的基础上确保自身正当权益。过去几十年来,本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中国放眼全球,尤其注意与渴求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打成一片,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

“和塞尔维亚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斐迪南大公死后不久,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贺岑道夫说。这位奥军军事领袖甚至在暗杀之前就鼓动哈布斯堡皇室,要对塞尔维亚发动“不少于20次的战争”。

由如此迥异的成员组成,可以想象执行欧洲议会的指令是多么复杂:欧盟制定了规则,但成员国并不遵守。对高速列车有益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其他两类列车,反之亦然。这使得欧盟发展缓慢,且效率低下。

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是,在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输出所谓民主,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没能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导致不少国家和地区政局动荡、治理失败、战乱不断。而中国给这些地区带来的,一直是以促进和平、发展与繁荣为目的的真诚付出。

“没有德国人的支持,奥地利不敢发起侵略性行动。我希望英国政府能公开声明站在俄国和法国一边,不能再拖延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前,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在圣彼得堡(战争爆发后嫌该名太“日耳曼化”,遂该名彼得格勒)对英国驻俄大使表明了态度。

民粹主义的壮大

无论从较长的历史周期还是未来国际力量发展对比看,当代中国的崛起与复兴,都应该也能够超越近代以来传统大国的对抗逻辑。

1914年夏季,数十年来被骚乱和民族分离运动折腾到精神错乱的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以及国内政治问题层出不穷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它们的高层居然会不顾一切的“渴望战争”。

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往往忘记了他们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地球上。难民们背负着战争带来的饥饿和恐惧,叫开了欧洲的大门。而欧洲人起初以为难民无法渡过地中海,结果难民们成千上万地来了。

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复兴不是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参照物,而是沿着自身既有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展开。中国的“和”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经历,都使中国对和平发展环境备加珍视,摒弃国强必霸的西式对抗思维势所必然。

其实这种心态并不难理解——他们想通过军事行动转移内部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民族矛盾。不仅仅是上述这些正“坐在火山口”的君主国想这么干,20世纪初,用持续十多年的军备竞赛把各国财政压垮了的欧洲工业巨头们,甚至纷纷主张借助战争手段去遏制遍布全欧的劳工运动。然而诡异的是,支持以军事手段转移国内矛盾的各国领袖,却都认为敌对国家的同行因惧怕内部革命而不敢开战。德国高层对俄国的判断就是如此,这直接加速了一战的爆发。

这种情况完全超出了欧盟的援助能力,欧盟除了注入资金别无他法,但资金量不是无限的。欧洲传统政客们对民粹主义政党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的上升感到恐惧。难民接收问题最终还是让欧盟各国立场分裂,民粹主义趁机壮大起来。极左和极右民粹主义有同样的兴趣利用这次危机。

另一方面,在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国际力量对比已发生革命性变化。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但毕竟已今非昔比,不再具有轻易左右世界格局的能力。出于惯性,现今的美国政府依然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动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横加指责甚至无礼干涉,但在维护世界平衡与和平的力量日益增强的现实之下,美国施展这种霸权的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

一战的结局表明,无论是企图利用战争巩固权力的各国君主,还是主张以军事手段遏制工人运动的工业巨头,他们的美梦全部都落空了: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奥匈帝国末代君主卡尔一世流放大西洋马德拉群岛,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但全家被处决,而且俄国在战后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作为欧洲列强中唯一的共和国,法国经济遭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即使战后的巨额赔款也不能阻止这个国家的急剧衰落,这也是二战开始后法国迅速沦亡的一个因素;大英帝国同样祸不单行,不仅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岌岌可危,而且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甚至是统治了700年之久的爱尔兰,都开始走向实质独立——日不落帝国的解体进入了倒计时。

传统的欧洲民粹主义领袖从难民问题上看到了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媒体一次又一次地关注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他们批评地方政府的举措,以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然而,对难民问题他们并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夺权。他们显然知道,难民问题不是各国单独行动能解决的,需要大家一起制定策略才能解决。

随着一个美国难以再随意任性的世界逐渐形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也都应准备好迎接一个没有霸权存在的世界。就此而言,超越大国对抗的旧有逻辑,还意味着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格局拥抱一个崭新世界。

斐迪南大公在遇刺前的1913年就得出结论:“奥地利和俄国一旦开战,要么哈布斯堡帝国崩溃,要么罗曼诺夫王朝灭亡,或者两者玉石俱焚。”

另一方面,极右民粹主义者认为,每个难民都是一个潜在的罪犯,他们会抢夺我们的工作,他们憎恨我们的国家,来此的目的是在有生之年享受我们的社会援助和福利。

当然,超越大国对抗逻辑绝非一味回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不是不讲斗争、甘受欺辱甚至坐以待毙。过去和当前阶段,国与国尤其各个大国仍是国际舞台上彼此竞争的主角,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我们只能敢于斗争,才能在国际强权面前维护自身的利益。只是在这种竞争中,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的革命性变化,确实为崛起中的中国提供了超越一些旧有逻辑的机会和环境。20世纪已经过去,西方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旧有思维、行事方式和世界观都在随之没落。我们则有足够自信和能力,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人民一道去迎接和拥抱一个没有霸权主导、全球化、多元化的崭新世界。

一语中的。

不可否认,欧洲人和中东、非洲难民的隔阂是客观存在的。相互之间的不了解使两者疏远,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有着不同。欧洲人害怕难民的习俗会影响欧洲,特别是在妇女权利方面。他们认为欧洲的特色正在被侵蚀,认为难民是社会的负担,担心欧洲人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会输掉。

在当今的核武时代,和平更是不可撼动的底线,彼此竞争的大国之间需要全方位强化管控危机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出路

新式战争总是具有不可预测性,最好别主动尝试

由于民众支持率惨淡,欧洲各国传统政治精英主导下的政府都面临挑战,难民危机谈判进一步复杂化。没有执政党想后退一步,因为怕失去基础选民的信心。然后,当情况似乎不能更糟时,欧盟更大的打击到了:由于担心移民对其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援助机制的压力将结束其繁荣,欧洲大国英国提出脱欧。

一战爆发时,没有人会料到战争会空前血腥地持续了4年之久。各国军政要员的大脑基本都停留在1870年普法战争甚至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尽管德国模糊地提出过“国家武装论”等举国之战的观点,但当时并没有人真正见识过电气和交通运输革命后现代民族国家总动员时的恐怖威力。所以,各国军事领袖都认为战争仅仅是专业军队的一家之事,或者说是一种流传自中世纪的“贵族特权”。他们坚信,欧洲大战将于数月内结束——“勇士们会在圣诞节前凯旋”。

新葡亰平台游戏网址,欧盟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我们的骄傲要求我们对合作伙伴的离开提出苛刻的条件,但此时大西洋另一侧的特朗普政府发起对欧盟的贸易战,再树敌不是个聪明的决定。如今,欧盟和英国政府的谈判气氛平和起来,但很多欧洲人担忧的是,这种软弱的谈判方式会助长欧盟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

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殖民战争中欧洲强国总能在最短时间内凭借压倒性的装备获胜,那么一战中连续出现大规模草菅人命的攻坚战以及军事资源的荒唐错配之事,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惊讶了:

在这次民粹主义的胜利之后,传统政党的领导人试图争取一部分民粹主义选民。默克尔被迫与欧盟成员国签署了明显有损其个人利益的应急协议,许多分析家都认为这是默克尔政治上的民粹主义转折点。南欧自行其是,东欧不愿谈及难民也不愿听从德国指挥。面对来自国内和欧盟内部对其领导力的质疑,默克尔意识到这一次她真的可能会下台,因此她尽力挽救,但仍危机重重。

1914年8至9月,俄奥加里西亚之战,90万奥军被歼灭35万;

西班牙也没有摆脱困扰欧洲的难民紧张局势。由民粹主义介导的民意处于“好与坏”的两极化之中。一些人愿意援助难民,另一些人反对。我认为讨论“好与坏”并不能解决问题。难民问题可归纳为三点:1.所有人都应得到公平的对待;2.面对发生在不发达国家的饥荒和战争,第一世界国家必须介入;3.超出自身能力的援助会导致灾难。因此,对难民的及时援救是应该的,但需有一系列计划并严格执行才行,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但是,欧洲多数国家的经济都不景气。眼下,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愿意放弃什么奢侈品来拯救生命?

1915年2至3月,法军强攻香槟的德军,只推进了不到500米,死伤就超过了5万;

1915年4月,法军攻击圣米耶勒,6.4万名士兵被德军击毙;

1915年4至5月,伊普尔毒气大战,英军阵亡6万;

1915年5至6月,法军在阿拉斯攻击德军,结果死伤10万;

1915年5至8月,德奥联军血洗加里西亚,俄军损失150万;

1915年9至10月,奥军追杀俄军,但己方却阵亡23万;

1915年9月,英法联军攻击香槟、阿图瓦,损失兵力24万;

1916年2至6月,凡尔登“绞肉机”,法军损失54万,其中阵亡15.6万;德军损失43万,战死14.3万;

1916年7至11月,索姆河会战,英法联军损失60万,德军损失50万;

1916年6至8月,“布鲁西洛夫攻势”展开,德军损失35万,奥军损失150万,俄军损失150万。“布鲁西洛夫攻势”成为人类历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战役,3个月左右损失士兵约350万,而二战中斯大林格勒之战持续1年,损失兵力不过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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