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解读中国和美利坚联邦合众国两个国家碰撞

作者: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发布:2019-10-05

原题:中国人该以何心态应对美国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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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吴稼祥解读中美的碰撞与交融

作者: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美国政治室主任)

2018年9月16日下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

吴稼祥老师在本文中深度解读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深刻剖析了东西方文明的演化与嬗变,并揭示了我们国家的使命。文章原载《战略与管理》2009年3/4期合编本,篇幅较长,但入木三分。

来源:环球时报20180917

以下为论坛发言主要内容:

不论心怀何胎,世界舆论一般都同意,中国在崛起。所谓崛起,就是国家总体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快地增长,首先表现在经济规模上赶上或超过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而位于世界前列;在趋势上,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政府明确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在包括经贸在内的多领域采取行动,在中国社会持续引发涟漪,其中不乏一些人私下或公开表达忧虑,流露出“恐美”心态。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种心态呢?

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50人论坛就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是做论坛,我们是以讨论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未来要进行的改革与开放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我们来以讨论这个议题来纪念我们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今天大家同聚一堂,我们一方面来讨论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来庆祝回顾50人论坛的20周年。

世界历史提供了国家崛起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对外的和平崛起,或武力崛起;对内的民主崛起,或集权崛起。崛起,要求国家有一定规模,规模越大,一旦出现经济增长,崛起得越迅速,越势不可挡。

“恐美”的人担心什么

20年来,50人论坛的发展离不开在座诸位专家、学者、50人论坛成员的努力付出,我们都是忙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大家聚到一起,确实讨论了很多问题。在此我代表学术委员会表示感谢,也得到了各界媒体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就大家共同鼓掌,来结束关于50人论坛20年的纪念板块。谢谢大家!

一般来讲,国家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国家容易选择武力崛起道路,殖民时期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法兰西,工业化初期的沙皇俄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还有19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通过军事扩张,把别的主权国家并入自己的版图,或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原料供应地或海外市场,以寻求外延的经济快速增长。

去年年底以来,美方对中国战略打压的烈度和频度明显上升。挥舞关税大棒和频繁使用次级制裁、大打“台湾牌”、攻击“一带一路”倡议、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等等,这些政策与围绕美国对华战略质变的讨论相结合,使两国和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预期更趋负面,“新冷战”“离婚”“脱钩”等说法甚嚣尘上。

下面论坛开始,我们请五位50人论坛专家作为主旨发言,但是主旨发言每人只有十分钟,我们开个头,今天来的人很多,大家开始举手发言,争取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

规模聚合在先,经济增长滞后,或者武功被废的大国,通常会选择和平崛起道路,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今天的中国、印度和巴西。美国的情况有点复杂,导论里没有篇幅讨论。

鉴于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优势,以及一战以来对德国、日本“战而胜之”和对苏联“不战而胜”的经历,美国摆开要和中国对抗的架势让一些中国人产生焦虑感。这种焦虑部分程度上表现为恐惧,大致可总结为三种担心:一是怕“穷”。部分人担心贸易战打下去,可能会导致出口下降、通胀上升、一批企业倒闭、财富缩水等。二是怕“乱”。有人担心经济承压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担心周边安全形势恶化,甚至担心分裂势力乘机兴风作浪。三是怕“败”。部分人担心中国崛起势头受阻,另一些人则担心美国的压力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活力下降。

第一位发言是吴敬琏老师。

武力崛起的大国在国内走的肯定是集权道路,殖民时代的西欧列强在国内实行君主专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诸国在国内搞的是法西斯极权统治。先民主化,后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走的肯定是民主崛起道路,比如今天的印度;先民主化,后要走对外武力扩张道路的国家,会逼着国民对内选择颠覆民主的集权化道路,比如当年的魏玛德国。通过某些手段,希特勒按照宪法的机制合法成为德国总理,而他的纳粹党也在1932年两次议会选举中得到大多数议席

这些担忧乍看起来并非毫无道理,毕竟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重量级“拳击冠军”,美国的块头和能动用的国际资源多,给中国下绊的动机和能力都不小。加之中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国家崛起引发外部力量的反弹比较大,内外挑战和矛盾多一些,种种因素都为这种担忧提供了注解。

吴敬琏:

坚持对外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如果不是已经走上民主道路,应该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者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后者如改革后的中国。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世界公认的全权体制,其特点是"五个代替":国家代替个人,政党代替国家,中央代替地方,领袖代替中央,政治代替经济。经过改革,"三个代表"代替了"五个代替",这是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结果,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逐步分开,有史以来集权程度最高的全权政体,已经变革为"混合政体",既有形式选举和实质任期的现代宪政民主成分,也有遴选接班和非票决制的传统仁政禅让成分。所以,我把当前中国的崛起称之为"民主进程中的和平崛起"。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正处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崛起的事实引发了美国的焦虑和战略压制。美国虽然能给中国制造麻烦,但处于上升周期的中国有能力战胜各种挑战。

非常高兴迎来我们改革开放40年和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想讲几点意见。

对中国的这种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让国外"中国威胁论"者们不高兴的,主要是"未民主"。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他者":首先,民主化的步伐没有赶上经济增长和军力增强的步伐;其次,官方意识形态的臀部上还留有前苏联集团遗传的胎记。一旦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倒退,一个克里斯玛式的独裁人物完全有可能利用"受害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实力,强大起来的"他者"就会变成可怕的"复仇者"、扩张者,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发号施令者。

中国“国运”系于自身

第一点意见,我们怎么来进入来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这两个喜庆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回顾我们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路径。然后从我们40年和20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在他们的政治理论框架里,有一种理论叫"民主和平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战争大多在两个专制国家,或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没有,也微乎其微,中国在未成为民主国家和屁股上的前苏联胎记消失之前,对崛起的和平方式的承诺,并不比狼对"素食食谱"的承诺更可信。

美方挑起的贸易战会给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一定影响,但作为超级经济体,中国有消化和对冲的广阔回旋余地,也有给美国制造痛苦的能力。中国工业门类齐全、主粮自给、服务业发展迅速、市场巨大且潜力惊人,在掌握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法治、精细管理和科技创新等现代化法宝后,中国经济有资格行稳致远。美国和特朗普本人都有强大的“商人基因”,贸易上对华“极限施压”目的不是重回冷战,两国达成协议处理分歧和实现合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退一步看,即便美国克服国内外一切阻力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制裁,中国也有比俄罗斯、伊朗等强大得多的经济防御力和“自持力”。中国经济前景和民生福祉主要依赖于自身改革和发展,而非美国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的办法。经过这样的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这样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有意思的是,恰好中国国内就有一些"狼"的信徒,他们从来就不对素食有任何承诺。让他们不高兴的,恰恰是"和平"。在他们看来,和平论调如果不是娘娘腔,也是文艺腔。中国的目标就是做世界的老大,和平要么妨碍,要么推迟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说得更露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这意思是,不在战场上,就在猪圈里,在西方人圈我们的猪圈里。和平,他们不高兴;战争,他们高兴。人家说,中国是威胁。他们说,我们不只是威胁,我们就是战争。这不是爱国,是害国:对外中断和平崛起,对内夭折民主进程。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则杀虫剂广告,画面上蹦跳着一拨虫子,一边热舞一边欢唱道:"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看上去很高兴,幸好高兴的时间不长。

同样,在日益强大和现代化的军力支撑下,中国即便不能阻止美军一些挑衅行为,也完全有能力慑止美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突破底线,两国爆发严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低,国家更不会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同时,党的坚强领导、政府的维稳效率、社会对乱的痛恨和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决定中国在反分裂、反渗透和反颠覆斗争中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的经验和教训和我们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去界定,而且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而且由它适合于我们情况的方法去执行这样的任务。

事实上,国内国外的不高兴者们,都误判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当前的崛起,不仅是国家行为,更是文明行为。国家行为指向的是权力,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看来,即便是民主国家,一旦崛起为潜在的世界首要大国,也会与前任世界霸权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更何况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非民主国家。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米尔斯海默就是这么认为的:国家注定相互冲突和战争,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悲剧",他说。

改革开放是中国成功的关键一招。中国吸取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社会活力问题,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近年来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并鼓励创新、积极扩大进口和国际合作等,均获得国内普遍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点赞。美国的压力,反而促使中国更加重视提升竞争力。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在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上表现抢眼,国力和国运仍处在上升周期。

在这40年中,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但文明行为指向的不是权力,而是魅力。因为国家是政治实体,而文明则是文化实体。历史上,国家权力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征服,因而伴随冲突与战争;而文明魅力,特别是东方文明魅力扩展的主要方式是传播,伴随的是取经和留学,比如大唐的取经僧,日本的遣唐使。权力是单一性的,国家有边界,容易排他。魅力是多样性的,文明没有边界,可以并存,冲突不是必然的。

“不怕鬼”但争取向好

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这个40年、20年的节日里面,大家来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虽然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运用权力分析工具和冲突模式来看待文明,提出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见解,但那至多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视野,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赞成。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就将亨氏"文明冲突论"称为"政治学摩尼教",基本模式就是"我们"反对"他们"。东方文明,无论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不长獠牙,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非武力扩张。有十字军东征,炮舰护教,绝没有儒冠或"卍"字军西征。确实,蒙古铁蹄蹂躏过欧亚大片疆土,但那是类似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入侵,不是文明扩张,遭殃的不仅有西方文明,也有东方文明。

中国舆论场对美国行为及其后果的关切,与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命运的关切紧密相连。美国人的性格通常被认为自信和外向,中国人则坚韧和内敛,尤其有不服输的倔劲。

第三点意见,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之下,是曲折地前进,40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那么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使得我们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的深度。比如说我们70年代末期开始了改革,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总的方向是市场取向,或者当时的说法是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这个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多年,所以是用一个基本上是苏联学来的他们那套政治经济学在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就是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从文明行为,而不只是从国家行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绝不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悲剧",中国人也不都是想要用武力做世界老大的"害虫"。我们正在做的,不只是增强国力,也是在成就先祖们开创的东方文明。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所谓"轴心时代",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轴心时代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

美国人要寻回“美国梦”“再度伟大”,要告别焦虑“重树自信”,中国人就不能从百年屈辱的自卑迈向百年复兴的自信吗?在更全面客观地认识自身、美国和世界的基础上,中国人正形成不卑不亢、昂扬向上、泰然处之、成熟稳定的国民心态、社会心理和强国情怀。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制,是加入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历史洪流,还是选择“弃船”或自怨自艾,每位中国人都会做出选择,相信有骨气的中国人会选择前者并最终成为历史的胜利一方。

经过了这个曲折,在1984年总结了这个教训以后,就进了一步,就是三中全会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经过了整个80年代中期的反复的讨论、选择,经过这一段争论大致上在1985年,1985年就是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经过讨论、争论,最后选择了我们如果用科尔内分类法,就是2B模式,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七五建议里面叫做三团结的改革,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条件体系,这通常叫做七五三条,这七五三条实际上就是由科尔内的话来说就是2B模式。但是这个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是叫做配套改革,但是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所以到了1987年,就选择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国家调节市场引导企业。按照科尔内分类来说,这就是他说的1B模式,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模式。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

显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文明",限于精神文明,未包含物质文明。如果把文明看成是精神-物质一体化文明,那么,需要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正:第一,轴心时代增加,不止一期,精神化只是第一期;第二,文明数量减少,剩下两个,东方与西方文明,由于未能独立完成精神向物质的独立轴心化,以色列文明并入西方文明;由于古印度轴心时代的最伟大精神领袖释迦牟尼移民到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印度和华夏文明并轴为东方文明。有趣的是,中华文明吸纳了印度文明最有价值的部分,印度文明却没有吸附华夏文明的任何可以分辨的部分。

朋友多了路好走。与那些同样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国家携手前行,有助于增强中国应对挑战的信心和能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中国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道上,就不怕美国的霸凌。美国盟国众多,伙伴也不少,还试图拉帮结派、孤立中国,但对朋友颐指气使、予取予求,不是好榜样。中美也有共同的朋友圈,谁获得点赞多,谁待人真诚,谁就会有更多的真朋友。

到了1988年和1989年的风波以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是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小平说不能改,一个字不能改。所以就变成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这个曲折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中国当前的崛起,可以被看成是东方文明进入第三期轴心时代。第一期是春秋时代的精神化;第二期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精神上同化佛教文明;第三期呢,更广的普遍性,更大的包容性,精神上吸收西方价值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

中国不必怕美国。美国尊重有实力的对手,冷战期间美苏没有直接冲突,美国和中国几番交手后也更趋谨慎。特朗普以及此后的美国政府,可能在贸易、台湾和朝核问题上不断测试中国底线,相信双方经过博弈摸清彼此真正底线后,会在力量对比和意志较量的基础上实现新的政策均衡。中国人“不怕鬼”“不信邪”,但争取一个相对友好的美国对中国仍是十分重要的。如何让美国决策层和公众减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误读,如何以新的共同利益和理念争取支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力量,如何让两国人民认识到中美全面对抗的严重后果,都需不厌其烦、持之以恒地和美国人打交道。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改革的纲领应该说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336项的改革,是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传说鲁哀公与众大夫狩于野,射杀一头异兽,似鹿似马似牛似龙,众不识,请孔子。孔子见而恸之,说,此为麒麟也,盖出于盛世,今无圣王在位,所以见杀,哀哉呼也。这是一个寓言,麒麟之死,象征中国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结束。从那时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虽然再也没有麒麟的消息,但仍然有外部世界像发现麒麟一样,发现孔子和他同时代大师们精神化的华夏文明的消息。

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二、"G2"构想与世界文明的"双黄蛋"

第四点意见,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没有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上文提到,对中国的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不过,也有人很高兴。国外不高兴的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高兴的人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新词和"G2"新概念。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看来这个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最后一点,我建议一下我们50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视角决定思维。从国家性质和军事力量角度看待中国崛起,看到威胁并不奇怪。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中国还没有达到国际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低验收标准,因此,中国的实力增长不能让他们放心;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无论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权力扩张本性,中国的军事力量,宇宙空间开发力量,以及全球影响力增强,意味着对前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压缩,自然会触发其"悲剧"意识。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从经济角度看怎么样呢?几人欢笑几人愁。美国劳工组织肯定发愁。白岩松访问过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几成空城,中国的汽车销售量今年初以来却攀升世界第一。中国加入WTO,大大推动了全球工资水平平均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产业工人,如果不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很可能丢掉饭碗。但从消费,国际分工和资本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肯定是个好消息,不仅会降低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提高国际资本盈利率,还会增强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弗格森等人看到的正是最后这一点,因而感到高兴。

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理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弗格森教授和在他那儿访问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石里克教授,2007年12月在国际经济政策学术刊物《国际金融》上刊载了题为《中美国和全球资产市场浪潮》的文章,文章把中国的英语单词China和America合在一起,造出一个合成词:Chimerica,翻成中文就是"中美国"。他们用两个国名的联结来象征两个国家经济的共生关系,这个共生关系就是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国美国和世界最大储蓄国中国之间的相互需求,从而构成了"中美经济共生体"。该共生体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人口的四分之一、GDP的三分之一,它将在21世纪初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不过,当这个共生体时代结束后,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他还表示,日后在中国的统治下,世界将维持和平,并出现中国经济霸权。

樊纲:就像吴老师说的,我们50人论坛每年都有若干个课题,这个课题分成一项一项的,课题往往针对某一个方面改革做一些专题性研究。那些研究可能不对外界开放,但是确实是50人论坛的一个使命,是工作的一项。

绝大多数中国舆论都认为这是美国代言人在忽悠中国,给中国灌迷魂汤,目的是哄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好让中国人干活,美国人快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人把危机归罪于美国的过度消费,有人把危机归罪于中国的过度储蓄,把美国的消费与中国的储蓄嫁接起来,看到双方经济的共生性,确实是个独特视角。还有人从这个视角出发,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即G2的设想。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也都不认同这个设想。

下面有请楼继伟发言。十分钟时间。

仅仅从经济体的角度看,不认同是有道理的。一个储蓄,一个消费,这不是什么"共生"集团,而是"寄生"关系,这是第一。其次,和美国绑在一起,既招风,又招恨,捧得高,摔得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也被这样捧过,自己也这样吹过。先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了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接着自己出了本书,《日本可以说不》,结果许多日本大公司,比如索尼,头一晕,到美国大肆购买资产,最后载了跟头,至今一蹶不振。而美国呢,来了个IT和个人电脑革命,日本就遗失掉了十年。

楼继伟:

不过,从文明体的角度看,把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则并非无稽之谈。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核心国家,中国则是承担东方文明大成使命的核心国家。日本曾经想承担这个任务,但它的"脱亚入欧"使其曾经偏离东方文明的正常轨道;另外,就像盆景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它偏狭的国土也不足以使其扮演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角色。日本曾试图通过征服中国大陆来扩张自己的规模,从而构筑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日本版的东方文明,但没有成功。

谢谢吴老师,谢谢樊纲。吴老师刚才从历史和改革各方面的维度讲了一下当前的使命。我就比较简单了,我就讲一个方面,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是,问题仍就不断地冒出来,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福泽谕吉,日本思想家、教育家。“脱亚入欧”的口号即是福泽谕吉首先呼喊出。

概念我想说一下,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

从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西方文明在爱琴海岸边古希腊城邦完成结晶化过程后,开始步入精神-物质一体化时代。要完成文明一体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第三,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

结构性改革的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政策的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首先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用铁蹄踏出了西方主导的第一个和第一批世界性帝国--马其顿帝国和分裂后的希腊化诸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但无论是马其顿帝国或罗马帝国,都既没有实现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没有建立起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希腊城邦时代的工商业经济被帝国时代萎靡不振的农业经济所淹没。直到基督教的传播把希伯来-以色列文明纳入西方文明之后,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的百衲衣才借助宗教的丝线开始缝缀。亨廷顿用宗教信仰来划分当代文明,并且把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几乎划等号,看重的正是宗教信仰在文化认同构建上的作用。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叫做“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出现危机。新葡亰平台游戏网址,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西罗马帝国坍塌后,西方文明丧失了世俗核心国家,但建立起了基督教文化认同,于是从1096年到1291年的200年时间里,基督教世界发动了9次针对伊斯兰势力的"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发动东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攘外",实际上"安内",它不仅想做教庭,还想做朝庭,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帝国,扮演核心国家角色,肩负起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未完成的使命--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一体化。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说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新教革命,让罗马教廷泄了气,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西方文明的精神-物质一体化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已经具备两个:文化认同和经济增长,但还没有核心国家。于是基督教世界各国为争夺核心国家地位进行了无数次内战,并诱发两次世界大战。

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在东方,日本与中国争夺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在西方,雅利安-日耳曼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争夺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当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没落》时,他并不真的认为西方文明没落了,而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导的西方文明没落了,要想让西方文明统治世界,就应该让德意志民族主导西方世界。在他看来,英美的金钱霸权和民主政治已经腐朽,现在需要武力,和"浮士德精神"。什么是"浮士德精神",说白了,也就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推销的"尚武精神"和扩张精神,他对此的描述是:

说一下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浮士德精神的基本象征是纯粹的和无限的空间",它的地理眼界异常广大,"祖国的广袤是一个个人很少看到它的边界,可是要保卫它并为它而死的地区,它的象征性深度和力量是其他各个文化的人类所永远不能理解的"。我相信,斯宾格勒在写这段话时,一定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激动得在椅子背后来回走动,热血在他的胸腔里沸腾。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经营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

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文明的第一期,就是没有核心国家的"战国时期",继战国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时期",帝国推行"血统权力"的"凯撒主义",而德意志民族是承担西方历史这最后一个阶段伟大使命的最后一个民族。他说的正好是后来的"第三帝国"。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年,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的政府时期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与德国和日本政治家预想的不同,与中国当局预想的相去更远。德国和日本失败了,没有分别当成西方和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从西方准核心国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手里接替这个职位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中国胜利了,但其大陆部分非但没有承担起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历史使命,反而并入了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阵营,成了那个阵营的小兄弟。做小兄弟和做老大都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性格,重新划分世界,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核心国家,虽然他反对这样自封。

我们的实际感觉是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依法办事,在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主要是两条:第一,中国从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回归东方文明,并且开始重建文化认同;第二,为完成一个世界性文明一体化的三个条件(大规模的政治体,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基本具备,尚待改善的,是这些条件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劳动力要素方面讲了很多,我只讲一两点。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如果把当代世界文明比作一枚鸡蛋,它有两个核心,也就是两个"蛋黄":西方文明和美国,东方文明和中国。伊斯兰文明在宗教亲缘关系上,可以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表亲文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同属一个教系,即亚伯拉罕教系。亚伯拉罕或伊卜拉欣是三大宗教的共同祖先。虽然基督教不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伊斯兰教却承认耶稣基督为先知,但他既不与上帝一体,也不是最后的先知,最后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不过,在伊斯兰教拥有自己的核心国家之前,它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

目前,治理金融乱象的时候,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候,我们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无论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无论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带来社会安定问题,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事实上,独立宗教是独立文明的充要条件之一,不是必要条件。宗教对于文明的意义,是信仰层面上的,可以加固文化认同,但不是认知和反思层面的。 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有没有认知,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明可以被浅显地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认知和反思,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是文明轴心期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没有认知和反思,就没有文明的轴心化。认知和反思的结果,产生理智和个性,它们相当于文明生命中的核糖核酸。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并磅礴于世,就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核糖核酸和遗传密码,解读这些密码,不仅有趣,而且有用,用处就是看清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路。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三、金融危机显露西方文明的"基因"缺陷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一些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1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要解密西方文明的遗传密码,美国是个很好的标本。切入的最佳部位,当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

秦晖对比2008金融危机和美国1929年危机之后认为:

白重恩: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下面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第一,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因为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秦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这段表述里,他自己也并不认为两次危机在一切方面都"截然相反",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过度":1929年是"过度"生产,2008年是"过度"消费。

第二,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机制,使得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增长,那么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

秦晖不同意把此次金融危机归咎于福利制度,有人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次贷""过度"支持穷人买房,工会"过度"强横,欺负资本。秦晖反驳说,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第三,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他也反对认定"资本主义"是此次危机的幕后黑手。他论证说:"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第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来这样一个答案,尽管在中国,我们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刚才世界银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如果一个企业照章办事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很难,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那么,病根在美国文化吗?秦晖也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比较完善的普惠制度,当然也不需要特惠,但是完善的普惠制度,要形成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普惠制度还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特惠,某些企业也得不到帮助,大家都得不到帮助,可能所有的企业都不能实现它的盈利和潜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惠尽管不公平,但是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

在秦晖看来,危机的"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是美国滥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搞"透支消费"。更深层的病因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国民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这需要解释一下。在秦晖那里,"尺蠖效应"指的是政策的一伸一缩都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效果,"反向尺蠖效应"当然是指前后左右伸缩都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效应。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这种"反向尺蠖效应",他的表述如下:

当然不公平的问题就要看它带来的损失有得大,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刚才在前面加深了几个词,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地方政府选择那些特惠对象是受到激励的引导,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愿意选择这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来成为特惠对象呢?我们说,是从他个人的收益来考虑。这种收益不是那种狭义的个人的经济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政绩,当然也有可能是狭义的经济收益。我们认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有这样的激励,选择这样的比较高效的企业,作为它的普惠对象。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正是这种双"过分",酿造了这次危机:平民都要当业主,挤出"次贷",这是福利过分;金融过分创新,搞信用膨胀,这是自由过分。”

问题是这样一种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呢?就要看特惠模式到底它除了可以帮助某些企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带来资源的错配,如果给我们一些企业提供很多资源,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这就会带来挤出效应,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如果说特惠对象都是低效的企业,不仅不公平,而且效率有很大问题。但是如果特惠对象是比较高效的企业,对效率的影响就不是太大。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我们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加民主制度的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各国没有出现他所谓的"反向尺蠖效应"?如果他回头再拿美元霸权来说事,他就落入了循环论证。他必须钻探,穿过政治制度岩层,深入文化核心。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它,但又放弃了。这个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过度"。1929年危机,是资本"过度"压制劳动,生产"过度";2008年危机,是工会"过度"压制资本,或者按照秦晖的说法,"人民""过度"逼迫政府,自由与福利双"过度",导致消费"过度"。信用"过度"衍生,美元霸权"过度"使用,都是这些"过度"衍生出来的"过度"。

这种特惠模式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因为地方政府保护了某些企业,愿意保护他的特惠对象,使得非特惠对象很难进入本地市场。另外,特惠对象跟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特惠对象是消费者,而是某些企业,所以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地方政府适应了,很喜欢特惠的模式当中,因为从中得到至少有权力选择哪些特惠对象,没有很强的激励改善普惠制度,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最后一个是特惠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全国性的问题,地方政府没法解决,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地方政府无能能力。

美国奉行的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文化吗,不是以勤俭、禁欲和积累为美德吗,怎么会有过度消费?美国文明不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的移栽文明吗,为什么比欧洲还"过度"?

长期不可持续有这种问题,要实现特惠向普惠过渡,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过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实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从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细节从下而上,需要通过摸索,才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激励,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样的激励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也是一个问题,过去在特惠的制度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很难程度上受到特惠对象的影响,但是为了让他有激励,完善普惠的制度,应该说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才有激励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们怎么来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消费者,对地方政府行为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当代世界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有关。我前面已经说过,信仰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是"认知"。当信仰的积雪完全覆盖住"认知"的原野时,信仰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确实能起到支配作用,当信仰影响力下降时,曾经被信仰之水淹没的认知之石就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信仰衰落和多元化,是当代美国的时代特点,新教伦理有如暮春飘拂在空中的杨花柳絮,虽然还在漫天飞舞,但已经是无关痛痒了。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过程很难,完善的普惠制度没有形成之前,在这个过渡期怎么办?在这个过渡期,如果说我们减弱了地方政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励,都会带来短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要想办法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另外,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发挥到极致,是可以理解的,包括这个文明的基因优势和基因缺陷。西方文明基因的最大缺陷就是"过度",这个缺陷不仅也在欧洲发作过,而且还疯狂地发作过: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种族主义的疯狂屠杀,空想共产主义对暴力的极端崇尚和对财产的过度仇恨,等等,都是它的种种病态。不过,"过度"也与力量有关,在欧洲诸国还是世界大国时,它们能做出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过度的事情,比如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如今,在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发挥作用之前,做"过度"事情并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了。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难,简单地讲一下世界银行排序当中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设立企业,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从158名到93名,似乎是进步很大,但是这个是对于某些企业,很多企业因为简政放权确实更容易设立企业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领域有很高的这种准入障碍,这些在它的数据中都反映不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纳税这方面有退步,相对来说我们的税收负担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负担越来越重。这方面我们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更多地去投资,来改善环境,降低他们的负担是一个方面。在社保征收和营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况下,当征收改善了,我们就有空间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这样可以为我们企业降低税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难,投资者保护怎么来让投资者有信心来进行投资,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还有很多方面。

那么,什么是一个文明的认知基因呢?你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去剥一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最后会留下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元概念,没有比它更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认知基因了。西方文明里的"逻各斯"(希腊语λoyos,英语logos),华夏文明的"道",就是这样的认知基因。西方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一样,都是这两个文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第一起点,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都是它们的别称。它们都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发生学概括,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它们都形成于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时代文明轴心时期,分别是两个文明轴心中的轴心。

最后,总结一下,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的。谢谢!

《希腊哲学史》的作者,哲学史家格思里在该书第一卷中,详尽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及之前"逻各斯"这个词在哲学、文学、历史等文献中的用法,总结出十种含义:所提到的和与价值有关的东西,如评价、声望;从所讲或所写发展为原因、理性或论证;与"空话"、"借口"相反,"真正的逻各斯"是事物的真理;对应关系,比例;一般原则或规律,这是比较晚出的用法;理性的能力,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逻各斯;定义或公式,表达事物的本质。

林毅夫:

很显然,作为一种精神的基因存在,"逻各斯"与我们文明中所理解的"道"相比,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逻各斯"寻求自我确定,"道"则处在动态过程中,具有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第二,作为一种精神实体,"逻各斯"只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外化"和"客观化","道"则始终具有两种冲动,既有"外化"冲动,也有"内化"冲动,"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说的就是道外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内化,内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外化。外化就是"无中生有",内化就是"有中生无"。如果把外化看作是传播与扩张,内外看作是吸收与生养,那么,西方文明则是一个直线扩张的文明,把扩张的停止看作文明的失败,而不是文明的生养。因此,外化或扩张"过度",就是这种文明的常态。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有个日本作者岸根卓郎写了本《文明论》的书,说"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则是自然顺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看到西方文明的单纯的扩张性是对的,但看不到东方文明也有扩张性就不对了,东方文明的扩张性不过度而已;看到东方文明有内化的精神作用也不错,但说西方文明不包含精神文明,东方文明缺失物质文明,那就错了。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在第一期精神文明轴心化之后,寻求精神-物质文明的一体化。不同的是,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早地创造了工商业文明。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在1978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的贡献。

改革开放,释放了潜藏于中国历史意识中东方文明的外化冲动。这种冲动一旦释放,在一定时期内会比西方文明的外化冲动更为强劲,这是"道"的特性所决定的。道遇内更内,比如唐代,道内化了佛教之后,创造了比佛教更加内化和空无的"禅宗";道遇外更外,比如体育,中国一旦从事,就在所有体育中最外化的竞技体育中大显身手,这与以纯内外的"梵"为文明基因的印度大不相同。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我们经济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像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并且距离两个百年目标想要达到的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道还遇刚更刚,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是所有民族中最刚烈的民族之一,所以整个文明体才得以完整保存;道遇柔更柔,对那些前来送礼的外邦,中国的答礼更为丰厚。毛的革命,可能是所有革命中最刚的,从政治经济革命到文化革命;邓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柔的,所以获得成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外向的,几乎整个发达地区都在为外国生产;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内化需求,也是动作最快、投放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我们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不过,道不是猪,并非全身是宝,也有不争气的东西。笼统地说,西方文明的长处,正是我们文明的短处,比如确定性。道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缺乏原则性,我们的文明缺乏制度结构。这些都是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改善自身的地方,"道"本身就具有这种内化和吸收功能。东西文明虽然走的是不同道路,但全球化提供了两种文明互动共生的机会。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我们自己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乡差距、不管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一个渐进双轨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同样给我们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他们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讲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体制不完善导致这些问题,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面讲非常清楚,应该是好的。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一点,所以不得不倒退。

四、第一次大呼吸:华夏文明成为东方文明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些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我们改革发展的参照。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如果想对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的发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描述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道路,在我看来,没有比下面这句话更合适了:东方文明走的是从整体到个体联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走的是从个体到整体的道路。这里所说的"个体",指的是所有不同层次上整体的构成部分,从个人到单个民族。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绩,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问题怎么来解决才会真的有效,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最大的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年5月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体制的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雅斯贝尔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出发,把他视线内的人类历史描述为"两次大呼吸",第一次大呼吸是各民族分散进行的,"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第二次呼吸与第一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呼吸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却好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我猜想,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就应该是雅氏第二次大呼吸的一种形式,美国的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第二次大呼吸的另一种形式。不管是哪种形式,都符合雅斯贝尔斯想要的人类历史的目标:一个"不朽的精神王国"。

我第三点看法是,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而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能够了解中国的发展、中美的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这仍然是"逻各斯"基因决定的线性思维在作怪。"道"基因结胎之后的华夏文明的呼吸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它的第一次大呼吸是整体的呼吸,对这次呼吸的整体性的最好表达是心学家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这是"道"基因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播种的结果。不过,王阳明在发这个议论时,中国的这次大呼吸已经在吐最后一口气,如果接不上新的呼吸,就要断气了。但这次呼吸的第一口气,却是秦始皇吸的。

同时,现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还有66%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原来过去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华夏文明从西周开始,本来也有可能走西方文明完全外化、从个体到整体的发展道路。首先,西周用的是西方式的武力征服方式灭殷商;其次,实行的封建政体,也是西方式的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并存的联邦制,这个体制,被荀子称为天下"兼制",而不是后来的"大一统"。

但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跟合作的格局,发达国家如果从钱上面来讲,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有两个因素,决定华夏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一是西周的血缘政治适合家族统治,最多是氏族统治,但不适合"天下"统治(这里得所谓"天下",指的是包括当时所有诸侯国在内的政治疆域),按血缘远近关系分配权力使得行政极端无能,导致整个政治体分崩离析,陷入列国争霸和战乱。二是华夏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又要求天下一体,这是因为有三个方面的"环境依赖":1,安全依赖,聚居在一起的农耕华夏民族从虞、夏开始,就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连为一体,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证边界安全;2,水利依赖,政治体必须覆盖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才能保障水利,消除水害;3,气候依赖,整个区域广大,东边雨,西边旱,南边涝,北边雹,都是有可能的,天下一统,才能调节丰歉,最大限度地避免区域性饥荒。

那么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世界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我想应该要理解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有效果,因为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然后来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当中的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输掉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为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第一次轴心时期,任务就是从精神上完成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但也为个性发展留下空间。"道"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论小,比近代以来发现的电子、中子和粒子还小,因为它"无内";论大,它可与宇宙万物同体,因为它"无外"。但首先要发挥的是它其大无外的整合功能,它借助的是法家和儒家两个流派的思想家,一派从军事和政治操作上整合政治版图,建立暴力权威的"大一统"帝国,秦始皇吸了这第一口气;另一派从精神上整合文化认同,创造了以天为本(以"龙"为图腾,以"天"为权威来源,以"天子"为称号)和以民为本的"双本位"政治意识形态,汉高祖刘邦吸了这第二口气。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就是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的问题,这也跟我前面讲的理论创新相关。

第三口气是唐太宗吸的,这口气是什么呢?是再一次扩大"道"的整合、吸纳和外化功能。虽然儒家思想还是正统,但道家思想也被当成重要的政治思想受到重视,从魏晋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皇宫附近的白马寺甚至成了皇家修道院,大唐取经僧远赴印度,日本遣唐使云集长安。虽然作为一个帝国,唐王朝通过战争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征服的是军队,但是短暂的;作为一个文明体,被唐朝推上顶峰的华夏文明,通过和平交往和留学传播的是自己的魅力,征服的是文化和人心,而且是久远的。

总的来讲,在1995年的时候,《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要继续贡献我们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我们的改革发展更顺当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援助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的机会,同样能够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谢谢。

从唐朝开始,通过吸纳和传播,华夏文明大大扩大了自己的轴心,成了东方文明。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开始认同当时世界上的儒学和佛教中心,也因为古印度轴心时期的伟大精神成就佛教文化被唐朝吸纳,从而使中国也能被南亚佛教国家在信仰文化上所认同。由于佛教没有基督教教皇那样的首领,信仰佛教的核心国家----唐王朝在事实上也会成为佛教事务的中心。可以这样说,唐朝以后,华夏本土的儒道文化,以及经过中国包括西藏传播和发展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成了东亚文明和东南亚文明一部分的基因库。

杨伟民:

从秦始皇的第一口气,到唐太宗的第三口气,华夏文明有了第一次大呼吸,这次呼吸做成了两件事情:第一,缔造了一个世界性帝国,虽然经常破碎,但又每每被修复;第二,形成并扩大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但没有做成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因此,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完成的是第二期轴心化任务,那就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在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

我觉得我们50人论坛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来纪念改革开放40年和50人论坛20年,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这里边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刚才吴老师回顾了若干曲折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农业文明通常被描绘为停滞性甚至衰退性文明。雅斯贝尔斯就用"静止干瘪的木乃伊"来形容中国儒教中的精神生活,并且认为,到18世纪,中国和印度"在下坡路上都已经走得很远了"。这毫不奇怪,以农业文明为物质载体的古代东方文明,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文明,而不是发展性文明。农业是零和产业,丰收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减少,从而引发人口的强制性下降,又恢复到以前的人均土地占有水平,如此周而复始。

新时代不是要还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

简单地说,中国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获得了国家规模,但没有获得经济增长。与此相反的西方文明,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继续进行的第一次呼吸,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没有获得国家规模。结果就出现了如下文明中的不文明故事:西方文明内部战乱,外部扩张,旨在寻求规模,建立核心国家;东方文明内的人民,当王国奴,或者当亡国奴,因为整体一元性与个体多样性发生矛盾,既不能容纳政治民主,也不能容纳技术革命和自由市场,个人和国家都没有防卫能力。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个人的看法。

东方文明的血是热的,甚至可以说是血液文明,也就是伦理文明,但还不是肌肉和骨头文明,还缺乏逻各斯文明所具有的表现力,还需要继续呼吸。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其实就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但是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一个理由。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五、第二次大呼吸:东方文明包容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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